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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第1页）

缺席问题

如果在开会期间你去参观议会，可能会感到非常失望，议席常常是近乎空的。大部分时间里，议员并不需要出席会议。他们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帮助和访问选民、与利益集团商谈、出席委员会会议等。为什么一定要在议院里听演讲呢？这些演讲并不能改变任何人的看法，所有人也都清楚演讲的内容。它们是为大众传媒准备的。

由于大多数时间处于缺席状态，议员实际只需要进行投票，有时甚至连投票都不参加。英国的政党纪律可以保证在重要事项表决中的高投票率。在瑞典，电子系统会在演讲结束后召集所有议员，他们按照政党的意愿摁下表决按钮，瞟一眼电子计票屏幕（结果是毫无悬念的），然后就离开。这一过程只需要不到10分钟。

大多数议会都有假如议员不在场时记录其表决结果的方法。当法国议会进行投票时，在场的议员会走到本党缺席议员的座位上，按照政党的决定将其表决开关拨到&ldo;赞成&rdo;或&ldo;反对&rdo;位置。媒体然后就报道说，某一提案以大约300对200的票数通过。但这个数字是假的，因为一般只有30多名议员参加表决。从理论上说，只要每个政党有1名成员出席，法国议会就可以正常运转。

美国的参众两院要求所有成员都参加表决。不过缺席的议员可以和另一个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缺席者事先约定好，都不参加投票。赞成票与反对票相抵消后，议案的通过不会受到影响，该议员仍然可以声称自己投了赞成或反对票。

缺席问题会带来什么影响？缺席或许表示议员们正忙于其他重要事务，也可以认为仅仅是因为懒惰。总的来说，这表明议员不再将立法视为主要职责。他们通过缺席来承认自己并不重要，至少不像最初设想的那样重要。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政党纪律，改变议员按政党意志投票的方式，这样谁都无法预测投票的结果。激动人心的演说和紧张的气氛就会回到议会辩论中，议员们就会有兴趣和动力出席讨论。但这样一来，法案的通过过程就会更加混乱、难以预测。

缺乏轮换

在民主国家的议会中，议员很容易成为职业的、终身的议员。一旦当选，通常都会再次选上，直到自己不愿意再干为止。这意味着议会里很难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也难有新的观念和主张。议员的平均年龄一般在50多岁。在美国众议院的竞选中，90％的议员都能再次当选。任职可以带来很多好处：选区的重新划分、知名度、给选民的恩惠、媒体的报导、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利益集团提供的大量竞选资金。只要议员不被卷入丑闻，他们不会失去既得的利益。由于挑战者所受的阻碍太多，所以许多在职议员通常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选举。对那些竞争者来说，挑战仅仅是一种象征。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金钱来参加一场毫无胜算的竞争呢？

如果选出的代表除非去世或退休，否则就不会被取代，这对民主制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失去了创新和对公众意见作出反应的能力，变得十分乏味。开国元勋们的精心设计使众议院任期很短，仅仅两年时间，为的是让公众意见能自由地涌入议院。亚历山大&iddot;汉密尔顿如此描述过众议院频繁的选举：&ldo;在这里，先生们，人民在统治。他们通过其最接近的代表来行动。&rdo;他也许很难相信，轮换频率在参议院反而更高些，后者却是被设计用来与大众意见相平衡的。所有这些，都使得对议员任期的限制变得突出。不过倡议者很多，落实者很少。一旦拥有权力，他们就觉得只有自己能够服务大众。

议会体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很少有议员通过选举被取代，大多数人将其在议会的成员资格视为一种职业。如果实行比例代表制，资历深的人在选举名单中的地位就越高，也更容易确保再次当选。年轻的新人可能处于政党名单的底层，很少有获胜的机会。不过比例代表制确实有利于新的小政党进入国会，从而带来新面孔和新观念。20世纪80年代，绿党（生态保护类政党）进入好几个西欧国家的议会，这使得大的政党开始注意环保问题。

议会的两难困境

俄罗斯的情况显示了议会的两难困境。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和国家杜马总是陷入僵局。为了办事，权力必须集中于强有力的行政机关。为了民主，权力又必须分散，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割。俄罗斯迫切需要大的变革比如整个经济需要重组，但是由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支配的国家杜马反对叶利钦，谴责和阻挠改革。普京通过建立自己的政党来解决这一难题，它控制了国家杜马23的席位。普京战胜了国家杜马。

即便是在美国，只有当国会被与总统不同的政党支配时，&ldo;政府的分立&rdo;才可以成立。洛克是正确的，议会制是民主的基石。但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议会的功能受到限制，权力正逐步流向行政部门。

关键术语

封建制度议会国民会议专制主义总统制总统议会制首相联盟内阁行政机关权力分立权力融合议员反对派后座议员下院两院制一院制上院贵族院终身贵族信任投票党鞭国会山少数政府部长职位选民服务监察专员政治分肥相互捧场质询时间纵贯研究种族隔离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