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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奚以为他要谈。傅侗文默了会，将她手里的茶盏接了，把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他道：“人不是很舒服，一会再谈，好不好？”“嗯。”他把茶盏交回给她，掉转身子，背对着她躺下去，头枕在自个的臂弯里，阖眼睡去。她见他这样姿势躺着就怕，警觉着，去找门外候着万安要保心丸，万安一面着急，一面困惑地问：“我还说三爷今儿个难得的，心情好到自己讨酒来喝，怎么又犯心病了？”沈奚摇头，又进了包厢。刚刚在傅家三公子（4）万安推测他们两个是为傅侗文私下喝酒的事有了争执。她无法解释：“没有，他没对我发少爷脾气。你不要这样说三爷。”从游轮上，他亲口承诺不会再凶她，始终都在践行他的话。傅侗文这个人，一人千面。每次两人有了什么不对劲，谭庆项也如此说，万安也要如此说，总要编排是傅侗文的不是，诟病他少爷脾气，可他对她从没有蛮不讲理的时候。有时，是太讲道理。傅侗文从天将破晓睡到快中午也没动静。沈奚一晚上没睡，天亮后眼皮撑不住，一沉一沉地，起先还要盯着他看，后来怕自己睡过去，唤了万安进来照看。她趴在牌桌上小憩。福寿膏烧了整宿，把这厢房薰得像烟馆，她睡得不舒坦，起先是脸埋在臂弯里，后来将脸偏过来，面朝着窗。到中午时，她迷糊着听到万安说：“爷。”她惊醒，眼皮黏着，困顿了许久才勉力睁开来。视线里，傅侗文下了床，万安想扶他，被他拨开。他自个走到茶几那里，倒了水喝，上半身的衬衫布满褶子，眼底是全红的，没睡好的样子。他瞧见沈奚看自己。沈奚昨夜来前，原是要上妆，被他阻拦着没在脸上多作功夫，未敷粉，在暗昧的灯影里，皮肤透出不均匀的红，亦或是灯影红。“去叫车来。”他吩咐。万安迟疑了一下，躬身应了，匆匆离去。就如此了？不谈了吗？可能谈什么呢，她那一段话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尽了。有前情，有体谅，有决断。沈奚跟他这么久，对傅侗文的脾气秉性还是了解的。他在男女关系上是个真君子，从两人开始，就要征询她的意见，和辜幼薇的事，也是先给她了实话，自始至终掌控权都放在她的手里。她决意要走，他也不会强留，这才是他。沈奚把麻将一块块摆到盒子里，象牙触碰的响声，十分单调。傅侗文又拿了个无人用过的茶盏，给她添了一杯茶过来，搁在桌上：“你的意思我全听懂了。”他人坐下，凝注沈奚，迟迟没有说下边的话。两人对视着。他握上她的手背，说：“三哥尊重你的决定，你我缘薄，到这里算是善始善终。过去做得不尽你意的地方，这里说句抱歉。”沈奚轻点头，泪险些涌出来。这是她头回和人分手。在纽约时，她见过激烈的人，要拿着厨房的钢刀去，将对方房间里的家具摆设都劈得稀烂，歇斯底里地痛骂一番，这是外国人。中国留学生们都讲究含蓄美，分手时多是家里有亲事定下来了，不得不回国结婚，两人好好地谈一谈，泪眼婆娑地告别今生。她在纽约公寓前、公寓里，见到这样的分手也有十几次了。有一回是半夜，夏天，她和陈蔺观并肩而出，见到一对昨夜在公寓里吃分手饭的年轻男女在门口，正亲吻的如胶似漆，女孩子脸上都是泪，衣服也都散开了，做着不能言说的事……后来陈蔺观说，那个男人是要回国教书，两人在分手。私定终身在先，后又被家中亲事阻断了感情，这样的分手在留学生里最时兴。所以沈奚才有“都是留过洋的人，恋爱和分手是寻常的事”的那番话。可见过是一回事，体会是另一回事。就像他们在医学院里，能够冷静地研究谈论病人病况，却永远无法感知到真实的痛苦。知道从哪里截肢，可以保住命，真做了被截断腿的人，体会又大不同。她眼睛酸胀着，托着腮，低着头，接着去码放那一副牌。“一场相交，说这些伤心伤情，今天的话到此为止，余下的全留在心里。我们先把这个年好好过了，再送你走……”他声也哑，把茶盏推给她，“给三哥留点念想。”沈奚点头，嗓子里火辣辣的，太卖力强压着心情所致。她端了茶盏，凉水入喉，冰冷的液体从喉咙到胃里，感触分明。等车来，她被万安送下了楼。广和楼新的一日生意要开始了，伙计们都在忙碌收拾着池子里、桌上的东西，见沈奚下楼，权当是透明的。戏台上空着，两侧包柱上的字，龙飞凤舞地盘在那里。昨夜旨在救国救民的牌局应了“逢场作戏”四字，和傅侗文好说好散应了“离合悲欢”，沈奚人恍惚着，反反复复把自己的话和他的话在心里回放着，到上了轿车，人还是懵的。回到院子里，谭庆项已经换好西装，手里握着帽子，正大步向外走。他看到沈奚面上一喜：“沈大小姐，你可算是回来了。三爷呢？”“还在广和楼。”沈奚声音又低又哑。“还在那？”谭庆项错愕，“你回来是要拿什么吗？药？还是钱？快说，两样我都晓得在哪里，你就在这里候着，我去给你拿。”沈奚摇了摇头，错身入内。谭庆项困惑地立在原地。“两人起争执了，”万安低语，“三爷吩咐我，把东厢房收拾出来，给沈小姐住。”“吵架能吵成这样？”谭庆项蓦地一惊，“你跟回来做什么？把三爷一个人留在广和楼了？”万安郁郁：“三爷不放心沈小姐，一定要我送回来。”“糊涂！”谭庆项掉头就走。到广和楼，有人正在楼门外挂了幌子，开始排今日的戏。谭庆项一出现，老伙计认出他：“是找三爷吧？”人说着把谭庆项往第一官带，“三爷是爱听戏，可也没有听到接连两日不下楼的，先生你去瞧瞧，我们也好安心。”“刚出来过吗？”他问。“出来过，要了壶茶。”那就还好。谭庆项站定在第一官帘外，定了心神，让自己尽量心平气和，这才打了帘子入内。傅侗文坐在椅子上，手边摆着个茶壶，独自一个在牌桌旁，哗啦啦地洗着牌。他听到有人进来，眼也不抬地说：“出去。”谭庆项没理会他，把药箱放下。他拿了听诊器出来：“给我听听，”听诊器压在傅侗文胸前，“吵架这种事，是吵一回伤半月，伤心也伤身。”傅侗文没出声，从谭庆项西装上衣的口袋里掏了烟盒，又去摸火柴盒。谭庆项起先不愿给他，看他心情确实不妥，也就妥协了。傅侗文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前半程是整日外出打牌，后半程是闷在屋里，和大多数想要救国的青年志士一样，在迷雾里摸索着前路。思虑过重，用抽烟喝酒来缓解，如今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