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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让中国从此成为一个&ldo;独特的国家&rdo;。我们说&ldo;中国特色&rdo;，无此为过。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马克思就曾言，&ldo;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rdo;，&ldo;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rdo;。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认识也未有改变，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政府是&ldo;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rdo;。23

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ldo;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rdo;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ldo;寓税于价&rdo;。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ldo;诈术&rdo;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ldo;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rdo;便是最好的印证。

&ldo;管仲变法&rdo;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ldo;经济组织&rdo;，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ldo;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rdo;，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ldo;处于主导地位&rdo;。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ldo;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rdo;，而政府则是&ldo;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rdo;，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ldo;始作俑者&rdo;。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ldo;俭则伤事&rdo;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ldo;伤事&rdo;。24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25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ldo;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rdo;26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ldo;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rdo;。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ldo;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rdo;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ldo;其侈逼上&rdo;，《史记》说他&ldo;富拟于公室&rdo;。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27

&ldo;以商止战&rdo;与和平称霸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ldo;以商止战&rdo;。

&ldo;止战&rdo;‐‐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ldo;止战&rdo;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ldo;以农止战&rdo;，法家是&ldo;以战止战&rdo;，儒家是&ldo;以仁义止战&rdo;，明清两朝是&ldo;以闭关锁国止战&rdo;，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提出&ldo;兵战商战&rdo;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ldo;以商止战&rdo;。

就国家内政而言，&ldo;以商止战&rdo;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ldo;政之所兴，在顺民心。&rdo;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ldo;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rdo;。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ldo;顺民心&rdo;?管仲的答案是要&ldo;从其四欲&rdo;，即&ldo;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rdo;。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28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ldo;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rdo;

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管仲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ldo;以商止战&rdo;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ldo;九合诸侯，一匡天下&rdo;，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29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