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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两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ldo;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rdo;，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ldo;结构性缺陷&rdo;，是一个&ldo;建设性结果&rdo;，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ldo;凯恩斯主义&rdo;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ldo;天下&rdo;，而没有&ldo;国家&rdo;。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ldo;烽火戏诸侯&rdo;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ldo;礼崩乐坏&rdo;，我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所谓国家，从来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之公理。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ldo;康乾盛世&rdo;则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春秋有&ldo;五霸&rdo;，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ldo;三好&rdo;，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ldo;三辱于市&rdo;。就是这样的&ldo;三好先生&rdo;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被严重误读的&ldo;士农工商&rdo;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9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ldo;贱丈夫&rdo;。10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ldo;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rdo;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ldo;企业家精神&rdo;。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ldo;四民分业，士农工商&rdo;。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ldo;相语以事，相示以巧&rdo;，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ldo;相语以利，相示以时&rdo;、&ldo;相陈以知价&rdo;，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ldo;见异物而迁焉&rdo;，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11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ldo;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rdo;。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ldo;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rdo;他甚至认为：&ldo;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rdo;12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ldo;四民分业&rdo;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ldo;士农工商&rdo;。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ldo;末商主义&rdo;。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ldo;士农工商&rdo;，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ldo;百工&rdo;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曰：&ldo;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rdo;《逸周书?程典》曰：&ldo;士大夫不杂于工商。&rdo;《礼记?王制》曰：工商&ldo;出乡不与士齿&rdo;。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ldo;工商&rdo;与&ldo;士农&rdo;并列，认为这些人是&ldo;国之石民&rdo;，他说：&ldo;齐国百姓，公之本也。&rdo;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ldo;士农&rdo;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ldo;管仲，其鄙之贾人也。&rdo;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ldo;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rdo;13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ldo;士农工商&rdo;，是以&ldo;士农&rdo;为优，&ldo;工商&rdo;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