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于河溪屯子(原载《书屋》2000年第1期)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国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著“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杀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像听到邻村的二妞被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