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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第1页）

有一天，又忽然把我调到同胡同另一个“号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疯子，整天喊骂林彪和唱解放歌。队长尽管责骂，她根本不理睬，视若无人。她每次被戴铐（有时是背铐）时，梳头、洗脸、洗衣、吃饭、大小便、扎裤子等等都由我和另外一人帮助她，这是管理员队长命令的。过了好几天，疯子的背铐解除了，另外一人也调走了。“号子”里剩下便是我和这疯子二人。我和她各睡左右，面对墙角，我非常耐心地迁就她，怕她发疯打我。因此，我日夜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幸而过了一星期我也被调换到同胡同别的“号子”，依然四人共住。又度过了好几个月。

大概是1969年底的一天清晨，圆厅里闹哄哄，一会儿，医生进我们“号子”，叫一人填写单子，并关照把我们“号子”里的东西和自己的都填上。我拿过单子要填时，医生说：“你们不用填。”大家心惊肉跳，不知又将发生什么事了。后来知道是大调动。我们见填单子的人被叫出去后，从窗口偷看到一批一批、一车一车开走了。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当在厕所里倒马桶时，犯人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调到外省去了。

大家将信将疑，出狱后才晓得这次大调动是按第一号战备命令采取的行动，是林彪搞的阴谋。

出狱后，才知难友李蕴和大批人被转移到山西临汾县的各监狱，还有调到别处的。林彪死后，监狱对政治犯的看管放松些，待遇有所改善，有些“号子”的门不锁上了，犯人可以自由去厕所，但不准互相来往，不准离开“号子”。

四、我的七十岁生日

我又被换到依然是十三胡同另一个“号子”，这是从外边押进来的一般市民，案件性质同样不允许讲，大家也不愿多嘴。一个青年学生不守狱规，经常受监狱队长的指责处罚。1970年2月初即阴历正月初五，正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在这“号子”

里度过了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正巧，年饭有五六块肉丁的荤菜。“号子”里难友都举起这碗荤菜为我祝贺生日！此情此景，每逢生日便浮现在我的脑海。

几年的狱中生活，已使我锻炼出头脑“真空”化的能力，培养了平静的心情，今天饭后盘坐在板床上，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泪水直淌！

更思念国内外两代孩子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担心着我的安危，尤其是国内的孩子们，自顾不暇还要挂念我。我痛苦愁思，度日如年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很担心国瑛女、大明儿是否能顶得住这次运动的惊涛骇浪？七岁的外孙女小琪受到这样的遭遇，她的小心灵将蒙受难以愈合的创伤！新婚后儿媳妇以及亲友们又不知情况怎样广号子”里的人说：“今天是你满七十的生日，怎么这样难过？平时从没见过！”这几句话使我猛然转念，对！这是大时代的小悲剧，不论男女老少人人挨到。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我在这样的情绪下度过七十岁生日。啊！难忘的回忆！

当时饭后回原位坐下沉思，随笔写下如下一首：

狱中生日

辰逢七十古稀年，

身陷囹圄罪何见。

青松不畏寒霜雪，

巍然挺立天地间。

五、学习、劳动、难友情

林彪事件以后，狱里的生活比较正规些。这时候，我在床板前地下，每天总要原地小跑八百多步锻炼身体。同号人打趣地问。“怎么？跑到天安门了？”我笑而未答。集体学习开始，每晨起床洗脸、刷牙、早饭后，四人共同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下午几个“号子”的犯人约二十几人，一起学习，一周三次。因其中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到也满有趣味。大家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讨论学习“老三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章，因为水平关系，无一次不是不欢而散。有时还得被队长臭骂一顿而结束。有次二十几人集合在另一个“号子”里，叫大家发表感想，我也发了言，大家说我讲得很好，对我起了敬意。此外还有项劳动任务，也是一周三次，三四十人共同拆洗翻做其他“号子”里犯人的棉袄、棉裤。

这些衣裤又脏又臭还有虱子、血迹，拆时队长发给每人一个口罩，讲究卫生！我接过手，暗自好笑，什么肮脏污秽的环境都呆过了，还在乎这个？我和大家一样，在严冬冰冷的水里洗净这些拆下的棉衣、棉裤。见我年岁大了，大家好心劝我不要洗，我很感动。

我在这具有综合用途的床板上翻做棉衣裤，每到翻铺棉花时，我总是在这板上跳来爬去团团转，以至腰酸背痛，犯人们都称赞我做得好。我和犯人们还经常外出扫雪、扫地。

无论劳动、学习，有不少犯人都互相打小报告给队长，互相伤害，企图邀功赎罪，梦想早出狱门。

我们在厕所里是有限定时间的。同“号子”难友吴世良（著名戏剧艺术家英若诚的夫人），每晨在厕所里往往过了规定时间，大便还解不出，监狱队长狠狠地催着回“号子”，她弯着腰捧着肚子哭着回“号子”。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在每晨起床前仰卧平躺，用右手在肚子右边上端往左下绕一百次，手掌少许用力。她照做了两次，就便出了，解决她一个苦痛，她非常高兴。难友吴世良是聪明善良的女性，她还年轻，可惜出狱后于1987年不幸因癌症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