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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第1页）

在孟秋江事后不久，张执一指示田云樵：给我另一个紧急危险的任务。事情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统治台湾之后，横征暴敛，大肆镇压群众，屠杀进步人士，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因此，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人民起义运动。当时，福建省政府手段毒辣，在军队未开到之前用和平政策应付群众，待开到两个师的部队后，立刻进行大屠杀（这次大屠杀在历史上称为“二·二八”惨案）。谢雪红是当时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二·二八”事变之后，谢雪红和另外几位，从台湾到达上海，被敌人发觉追捕。在蒋管区发了通缉令。

党组织决定：设法挽救谢雪红等人脱险之后到香港，然后转入解放区。我按此任务后，在睡房里踱来踱去，细想研究。决定还是由刘良去办较妥。刘良有些胆寒，他说：“码头四周特务很多，上次孟秋江脱险，真是战战兢兢地办成了。若万一出事，岂不连伯母（他叫我伯母）一道倒霉？”我鼓励他要以大义大勇来做革命工作，同时关照他：“要提高警惕，冷静沉着，还要有高度的斗争艺术，千万小心。上海江湖一套你比我懂得多，又机智，你能圆满完成任务的。我有信心。”刘良沉默一阵就按我们的计划、步骤进行。护送谢雪红等四人离开上海也是搭乘“常经轮”，情况差不多，只是谢雪红在码头上讲福建话叽叽喳喳惹人注目，把刘良急得要命。

刘良也就不客气地板起面孔：“嘿！严肃点！你们快点！每个人拿着自己的行李跟我走！”大家看了他一眼，也不知他是何许人，只好乖乖地跟他走。刘良高兴地回来了。

约在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还安排了民主人士马叙伦离沪脱险的工作，都算顺利地办成了。每当完成一件任务的时候，我真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

1948年春，我奉地下党的指示安排中共驻沪总代表离沪脱险。接头好一艘开往汕头的“野鸡”运货船，由浦东到汕头，再转香港。后来地下党有了更好的措施，因而未用这计划。

十六、策反工作点滴

1948年协助策反工作，我派四川军官张子钊去四川活动。全国解放不久，张子钊女儿从四川到沪来家看望我，含糊地告诉我说：“爸爸已去世，去世原因不知。

目前我生活很困难。”我听了很难过，当即将她父亲送给我的一只约高一尺、直径十公分的雕刻精致带玉环的翠玉花瓶，给她出售贴补生活。她不肯收，我说：“这名贵的玉瓶是你爸爸送给我的。”她才收下了。

林有泉医生在我的授意下，他向南京空军医院的王先生、桂先生做了策反工作，这二人就离开了医院，削弱了该院的力量。

林有泉是白崇禧的私人医药顾问。当解放军渡江（南京）前几个月，林医生经常去白崇禧家，白当时对去汉口一事非常犹豫，林医生受我的吩咐，曾数次劝说白崇禧靠拢共产党。白崇禧点点头，有些动意，继因胜利在即未能成为事实。

总之，在当时只要是革命工作，不管是谁的指示，我总是尽力办成。

1948年9月后，淮海战役节节胜利，我和刘良商议，利用我在上海的关系和他在上海做律师多年的社会关系，设法进行下列活动：

1．考虑不让国民党政府撤退前运走或破坏物资，嘱刘良暗中联络苏州河一带封建把头夏某、李维新和工头们，只要地下党一通知，随时可响应行动。

2．我唯恐上海解放时，商人不明政策，如发生混乱，则上海粮食和副食品等会发生问题，于是便嘱刘良与鱼市场卢某、南市十六铺一带某行的朱某、黄秋生以及粮食、地货行的人，暗中经常联络，准备需要。

3．1948年底，淮海战役更是不断胜利，蒋方在上海一面布置军事，一面准备撤退。那时有交警总队的军火库，由南京搬到上海龙华，对外称“交警总队修械所”。

有一排兵守卫，所主任是詹森。我要刘良先生赶快去动员他起义。

第三十一章迎来了解放

一、黎明之前

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量地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的北方战线已经瓦解。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我暗想：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上海滩必然是特务密布。为避免可能发生的祸事，必须调整一座排场大些的住宅，为革命同志需要掩护时使用。遂将迈尔西爱路一六三弄六号与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两幢房子顶出，将此款再顶进愚园路一三二○弄一号，一幢英国式的大花园洋房居住。

愚园路这幢房子，在工作上曾起过作用。从迈尔西爱路迁居这里后，吴克坚同志、郭春涛同志、王寄一同志和杨虎他们的碰头会亦移来这里开了。有次会后，因外面风声紧、戒严，他们不敢把材料随身带走，只好留交秦德君。她也只好就在此房四层楼顶狭小的屋里躲宿了一夜。次晨，郭春涛来把秦德君保管的材料取走了。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政府军政人员纷纷离开大陆，恐怖气氛笼罩着上海。他们大开黑名单，到处抓人、杀人。当时友人告诉我，蒋介石手下大特务毛森在临去台湾前去牢里巡查，他看到一间牢房，便问守狱人：“关在那里是些什么人？”守狱人回答说：“青年学生，政治犯。”毛森就立刻命令：“把他们拖出去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