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正是盛夏酷暑,见局势如此,人心不安,大家都很纳闷。我邀大明、贯嘉、贯嘉的同学李承清等好几个人同去颐和园游泳,我们租了两条船,贯嘉及其他人在龙王庙下水,我和大明摇船到昆明湖中,湖内水深可以游个痛快。当时大明儿称赞道:“妈妈,你的仰游真不错。”
我最爱好游泳,当我仰望蓝天慢游,脑海里所有的烦闷皆随着两手的摆动和“哗哗”的水浪而消逝,内心充满清新、舒适、自由之感,令人忘记一切。在解放前,有时自己像孩子一样,边游边嘀咕指责大自然:“大自然哟!你为何不赐些恩惠给在深渊苦难中的人们!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你的恩惠而不愁吃穿,也不挨恶魔的侵袭?!这年我六十七岁。万没想到那一次游泳是我一生最后的一次。而今我已是九十有七的耄耋老妪矣。忆及此事,心往神弛,故记之。
四、大祸临头
北京的深秋,大气晴朗。香山的红叶和往年一样的美丽。但每日早晚已有寒意。
1967年10月23日这天,我和保姆俩打扫卫生,仅仅穿着棉毛裤,细毛线衫,橘红色粗毛线背心和蓝布衫裤。我俩把家具书柜等从屋的四边向中间移放,书籍、报刊堆满在客厅中间地上。到中午的时候,忽然有位朋友来访,对我说:“你老还有兴趣打扫卫生?局势并不安定,在不断抓人,全国政协委员秦德君和她的大女儿也被逮捕了,还有其他人……。”我听了大吃一惊。
打扫完毕,天已快黑。上灯前,保姆说:“我有些头痛。”我说:“你快回家休息吧!太累了。”她走后,我独自把自己能搬动的一些家具挪回原处。国瑛和她的女友去东屋厨房烧晚饭。大概在7点多,我觉得有些冷飕飕,正要换添衣服,忽听大门有人按铃,我出客厅,经过院子,把门打开,见是全国政协的人。这人带笑地说:“董委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你有空吗?”我想正在运动中,政协派人来,调查什么?我当然要高兴地回答:“有空,有空。请进来。”于是我带他进客厅,在餐桌南头近窗处坐下。他问:“你在大扫除吗?”我说:“是”。我将椅子移近他,面向窗外,我问道:“你有什么事问我?”他遂针对杨虎、田淑君、秦德君三人事东拉西扯地瞎问一阵,我当初就以为这人水平低,我说:“请你等一下,让我先去吃晚饭,吃完就来。”他说:“好的,好的。”待我吃完饭,从东屋厨房向客厅走来时,见他从门房过院进客厅。当时我未察觉到他做什么。我俩又按原位坐下。
我说:“杨同志,若无具体题目,无从答起。再说,他俩在政治上搞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至于秦德君事,昨天任富春(政协保卫科)同志和另外一位同志已来调查过了。我曾告诉他,在上海解放前夕,秦德君是民革(国民党革新派)中央委员郭春涛的妻子。当郭春涛、杨虎、王寄一在吴克坚(中共党员)同志领导下,到我原住上海迈尔西爱路家里二楼客厅开秘密会议时,秦曾随其丈夫一道来的。后来我移住上海愚园路时,他们也来开过会。秦德君在会后还在我家四楼借住过一宿。她早年就是进步人士。任富春同志等听了认为满意便离去了。”政协这位不速之客两眼看着我,微笑地细心听我讲述。我正要往下继续讲时,忽然听到大门被打开,我抬头一望,霎时如同天崩地裂,满院尘沙飞扬似的,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一群,好家伙!只见他们两脚三步地走进来,约二十多人,瞪着双眼、凶神恶煞地向屋子前后左右分散察看。这时候,来调查杨、田、秦事情的人,站起来归入这一群队伍之中。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作为前哨来探路的。“好一个阴谋”!顿时,整个家沉浸在黑暗恐怖的气氛中了。转瞬间,一些人闯进客厅搜查。另有好几个人包围着我说道:“你干了反革命勾当,好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规定你是知道的。”另外一些人则连声说:“快交待,快交待。”“我做错了什么事?”我反问。这些人说:“她不交待,把她押到西屋去。”说着就把我押出客厅,与此同时,就开始抄家了。胸有成竹的国瑛女,向我要了开大柜的钥匙给抄家人开柜,端了一碗面条,边吃边进客厅坐在旁边随时回答他们要她回答的问题。
西屋站着好几个人,有些是在政协经常见面的,男男女女拉开嗓子厉声嘶叫:
“站住不许动!听着!赶快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你一句、他一语地指手划脚,向我头上、脸上、身上乱指、乱推、乱敲,强迫我“交待罪行”。“交待什么?”
我问。“你这人不老实,知道吗?你是两面派、特务、国际间谍、汉奸、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有无证据?”我问。“当然有。”他们还要继续诬蔑。我说:
“好了,好了,不必再说了,算我把世界上的坏事做绝便是。”“你还要狡辩,还要嘴凶,还不认罪。”其中一人说:“把她抓走。”众人都跟着说:“对,把她抓走。”于是,个男女将我从西屋推出。我出西屋,听得客厅里还在嚷嚷。我快步走上台阶,靠墙高声喊道:“他们说我是特务、汉奸、两面派、国际间谍。”我是示意给国瑛女,让她晓得我所蒙受的不白之罪。国瑛女同时也从客厅内放出高声:
“妈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穿着一身单薄衣服,连洗脸用具也未让带,被他们带走了。母女从此告别五年之久啊!我写到此处,不禁一阵心酸,热泪直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