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一年(162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那个曾被张居正压迫过,开始还勤于政务,后来却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朝,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万历皇帝,终于在他从未离开过的京城里驾崩,成了一个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于八月一日正式登基,定年号为泰昌。然而按照大明惯例,要等万历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用自己的年号。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因为他继位后仅活了一个月!
一年之内发了两次国丧,政局之乱,可想而知。之前刚被打压下去的东林党,在这大明江山风雨飘摇之际,居然奇迹般地来了个大翻身。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朱常洛这位柔弱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明光宗在位的那一个月里,就一连升了好几个东林党人的官,其中包括刘一璟、韩旷、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吏部尚书、大理寺丞、礼部侍郎等乌纱帽,又一次回到了东林党手里。
再加上接下来的拥立之功,让东林党人在天启皇帝朱由校这里获得了更丰厚的回报。尤其是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涟,居然在短短的一年内,由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升任为堂堂的二品大员——左副都御史。
而长期跟东林党作对的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连正准备告老还乡的老臣方从哲都不放过。原因仅在于他是浙党,其罪名更是大明版的“莫须有”,刚被升任为礼部尚书的孙慎行,把什么叫强词夺理诠释的淋漓尽致。
称“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强词夺理也就算了,竟然还要赶尽杀绝,接着上奏,“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就在他们闹得不亦乐乎之时,没有熊廷弼镇守的沈阳,不出意外的被努尔哈赤攻破。连被努尔哈赤称之为“熊蛮子”的熊廷弼,都因为是楚党,或与楚党有牵连而靠不站。穆玉峤这个名不经正传,还有一段历史说不清的鲁党秀才,自然也就别奢望为朝廷效力了。
心灰意冷!再也找不出哪个词比这更能描述他此时的心境了,甚至认为董南之所以不愿叶落归根,也正是因为看不下去这没完没了的党争。
“辽东局势堪忧啊!”
他的心思沈老将军早就看穿了,为了不让他误入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歧途”,便指着桌上的战报,不无惋惜地说:“袁应泰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可惜的是不会打仗,居然率三万大军迎战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以后,努尔哈赤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想到这些,穆秀才禁不住地叹道:“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如果再不当机立断的起用熊大人收拾残局,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那就要看首辅叶大人有没有这个气量,不过话又说回来,局势已糜烂到如此地步,就算他去了也只能广宁一线筑垒死守。”
说这些无异于纸上谈兵,沈老将军顿了顿之后,突然岔开话题,冷不丁地说道:“贤侄,并不是每个东林党都像徐大人这么开明的,台湾总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以至于徐学聚和沈有容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机会向朝廷据实禀报。现在徐大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如果换个死脑筋的巡抚大人来,福建水师进驻台湾的事想瞒也瞒不过去,更别说再像现在这般一船接一船的往海峡那边运送流民了。
这关系到许多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再不想出个两全之策,必然会被那些言官们的弹劾给淹死。
穆秀才哪能不知道其中的凶险,可连徐学聚和沈有容这样的朝廷命官都束手无策,他这个一介布衣还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建议他们带着全家老小移居台湾,当一个千夫所指的“叛官”。
“名不正则言不顺,可指望东林党显然不太现实,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
见他顾左右而言他,尽说一些没用的,老将军立马冷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道:“废话,这还要你说?”
“老将军息怒,晚生这不是在想办法嘛。”
令穆玉峤倍感意外的是,沈老将军并没有因此而动怒,反而意味深长地说道:“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我有什么好怒的?贤侄,老夫真没有苛责你的意思,更不会后悔之前所作出的决定,只是不希望大家的心血付之东流啊。”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福建共往台湾送去了四万多流民。为了不引人注意,进驻台湾的水师官兵不得不充当着地方官的角色。出去容易回来难,事关几万百姓的安危,再想把福建水师主力撤回来,显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唯今之计,只能想方设法说服朝廷在那里设府开衙。但就目前的政局而言,想造成既有事实无异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