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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接近黎明时分，我们才完成了这次转移工作。阿克斯曼的指挥中心已经搬到了纳粹党总部的地堡中，而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新的病房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除了几把木头长凳，没有别的任何设备。我们随身带来了担架、木板床、椅子和桌子，还有一些药品和绷带。依靠这些东西，格特鲁德医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医疗帮助。以军事标准衡量，这样的医疗设施仅仅达到野外急救站的水准，和新大臣花园中的急救医院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个诊所中，拥有一个手术台，附带用于手术照明的太阳灯，面积虽小但却设施完备。但是那儿的医疗负担也非常沉重，伤员多达数百，主治医生却仅有两位。跟他们相比，格特鲁德医生这儿只能勉强提供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格特鲁德医生只有一个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小箱子，里面装着她所有的家当，当然还是少得可怜。在起初的两天里，我们收到一些需要进行手术的病人，但格特鲁德医生却根本无能为力，一方面是由于设备的短缺，一方面是专业技能的欠缺。这样的病人只能把他们送出诊所。随着苏军的不断推进，大量的炮弹和手榴弹碎片像冰雹一样倾泻到德军头上，伤员的数量每天都在急速增加，一时间，诊所里进进出出的人流越来越繁忙。

鲍曼已经离开了他的党总部，和希特勒一起待在地堡里。其他几个高级的纳粹军官和文官也追随他的脚步，在大臣花园中苟延残喘。现在，党总部地下的防空洞已经成为了阿克斯曼的指挥部，同时也是我的新家，他的两个助手海因茨&iddot;波特（hezboldt）和根茨&iddot;格雷姆（guntherweltz）也在他身边。

虽然和高级官员住在一起，但我的精神却越来越消沉，越来越低落，沮丧、麻木的情绪快要让我崩溃了。常常这时候，阿克斯曼就会说一些好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在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他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即将问世。早在3月底，那些所谓的复仇武器v-1（&ldo;v&rdo;型飞弹）和v-2（战争期间首种投入使用的弹道导弹，也是惟一一种）都已经停止了生产。这些武器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多数来自奴隶工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在盟军解放了这些地方后，武器的生产已经全部停止，而那时恰恰是希特勒生日前3周。

最后的道别（6）

此时，鲍曼已经成了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除了担任陆海空军的总司令，他还是希特勒的贴身秘书，负责安排其工作行程。如此特殊的职务使得鲍曼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挡箭牌，他把所有的坏消息都屏蔽在外，他也有权决定哪些人能面见希特勒而哪些人不行。进进出出的报告都要经过鲍曼这关，经过他润色修改后才能上报给希特勒。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ldo;帝国总管&rdo;，风头压过戈林和希姆莱。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但阿克斯曼却是个例外。阿克斯曼的希特勒青年团由于誓死效忠希特勒而获得嘉奖，希特勒特许阿克斯曼直接向其汇报，阿克斯曼因此也将&ldo;无条件效忠元首！&rdo;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第十章深入地堡

深入地堡（1）

1945年4月26日，星期三，苏军动用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对柏林市区进行猛烈轰击，持续不断的炮火落到了威廉姆斯大街上，将我从党总部的地下防空洞中惊醒。我和阿克斯曼的两个助手一起住在他的地下指挥中心里，说它是指挥中心还真有点抬举了，里面的房间非常狭窄简陋，弧形的天花板快要碰到头了。我们只有两张军用帆布床，几个人就轮流睡。几乎所有人都很多天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刮胡子。格特鲁德医生的医务室就在我们隔壁，那里总是挤满了人。地下室的走廊里堆放着许多死尸，有些已经开始腐烂，还有些被烧焦了，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即便在地下，还是能听见喀秋莎火箭巨大的轰鸣声。每当炮弹击中头顶上的地面，都会传来一连串令人胆战的爆炸，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伴随着每次炮击，天花板上掉下一层层灰，房间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炮火带来的硝烟似乎也穿透了厚厚的墙壁，弥漫在整个地下室中。在党总部楼顶上有一挺四管防空机枪，不时地朝苏军方向进行猛烈开火，子弹划破天空发出的嗖嗖声回荡在头顶上。

哈尼斯说得没错，这里的确是人间地狱，我的生命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耗尽，所剩无几。我的衣服上布满了尘土和烟灰。每天的伙食非常糟糕，我们依靠厨房里堆积着的罐头食品过日子。掌管厨房的是一位很慈祥的妇女，我们都亲切地叫她&ldo;莱曼妈妈&rdo;。多数的罐头上面都没有标签，只有打开以后才能知道是什么东西。里面多半装的是肝泥香肠和红血肠，掺杂些咸肉末或者咸猪油，还有些罐头里装着黑面包，但不管是什么都很难吃。防空洞里没有生活用水供应，但却不缺少酒，这主要归功于鲍曼。纳粹官员们迅速洗劫了酒窖，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搬出整箱整箱的葡萄酒、香槟和烈酒。我们用葡萄酒和香槟来泡茶，甚至连洗脸都离不开它们。

幸运的是&ldo;莱曼妈妈&rdo;还珍藏了一些奢侈品，例如沙丁鱼和法国吐丝等等，不过数量都很少。我们可以在她的小餐厅里分享这些美味，那个餐厅由两三张桌子拼凑而成。有一次，哈尼斯还从地堡专用的面包房里弄来许多刚出炉的面包，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的。&ldo;莱曼妈妈&rdo;把这些面包均等地分给我们，包括格特鲁德医生病房里的那个苏联士兵也有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了腹泻，但由于药品短缺我们只能强忍病痛。我吞咽了一些法国吐丝和烈酒，希望能杀灭体内的病菌，但这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