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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臂骨折了，你来帮我打绷带。”梁柳抢过护士的话头，强作镇定地挂回煤油灯，未发现医师袍的一角被轻轻牵起。

夜幕降临，秋风在营帐间来回穿梭，偶尔有时日无多的飞蛾猛扑灯火，翅膀拍打玻璃罩发出的沉闷声响，在这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突兀，令人不禁怀疑嘈杂的夏日是否来过。六年中每当秋季到来，梁柳也会疑惑，疑惑她是如何熬过苦夏，一个个一无所有的夏日。她披上外套，拎起煤油灯，来到与仲平一帘之隔的病床。

那是一张折叠四方的信笺，她在仲平睡过的担架上发现的，想必是他的物件。梁柳思虑再三，郑重地展开信纸，只见上用钢笔字写着“佳佳病重盼平安归美珍”，她眼前浮现出那个美丽的女孩。原来，他们有了孩子，叫佳佳。

他在笔架山吃了败仗，假扮平民逃跑，身上的钞票、证件全部丢弃，妻子的一封家书却贴身安放。

仲平该多么看重他的家庭。

这世上千千万万的幸福都不属于她梁柳，她自始至终晓得。但天长地久地，这些幸福成了她心里的水晶球，不能得到，也无法破坏。她只能偷偷地看一看，摸一摸。

仲平和仲平的家庭于她都是这样。

她将信笺合着两张钞票放回仲平的口袋，不想仲平早已清醒，趁她转身时，忽地抓住她的手腕。

“是你吗？”黑暗中的人沉默不语，他既害怕又惊喜，不住地抓着她问：“回答我，是你吗？”

“你小声一点。”

“你的手怎么回事？”他的右臂骨折，便用左手摩挲她的手背，似乎是他们第一次牵手，梁柳霎时双颊通红、呼吸加快，慌乱间两手并用，不费力地摆脱他的纠缠。

“放开我，”她平复了几秒呼吸，说：“大轰炸受的伤。”继而掀起帘子去到隔壁。

“躲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明天早上河边有渡船，你抓紧时间离开罢。”

“你跟我一起回去！”

“回去？回哪里？我不会走的。”

“你……是他们的人？”如同那群审问她的军统特务，言及此，仲平的语气变得冷酷极了，仿佛下一秒就会冲开帷幔掐她的脖子，她毫不怀疑这种事发生的可能。

说到底，再爱一个人，他的底色都不会变。

“我谁的人都不是，我为我自己卖命。”

闻言，仲平见布帘后的光亮挪动，她的剪影虚晃，他立刻挣扎着从病床上起身，用气音大喊：“梁柳！”

她停在原地，等待着他们之间最后的对话。

“你到底有没有……”

后半句话没于如水的夜色，任凭梁柳竖着耳朵也听不清，她抱着仅剩的一点点期待问：“你说什么？”

“好好保重，无论如何，一定要活下来，我求你。”

杉树梢的秋露滚落，沾湿梁柳的鼻尖，她已然分不清脸上的是泪水还是露水。今夜的月色如一把弯刀，再度剖开她破裂的心房。营帐内小张自顾自吹着口琴，悼念故去的爱人。口琴声沉静，随河水流向不可达的远方。二十来年的岁月，悄然回到她跟前，能完完整整地爱一个人，梁柳觉得此生业已圆满。

她步入明亮温暖的帐内。

第十五章尾声

从松山机场出来，不同于纽约州夏季的干燥，台北的湿热令我猝不及防。

从松山机场出来，不同于纽约州夏季的干燥，台北的湿热令我猝不及防。这可能源于我对台北乃至台湾没有多大的感情，所以即使前前后后居住了一年时间，我仍然无法习惯台湾的气候。

我是哪里的人呢？

中国人总讲落叶归根，虽然我才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常常觉得漂泊无根。我去美国留学，那里是移民国家，大家见惯了不同肤色的人，可每当留学生间聊天，问起“Whereareyoufrom?”，我总是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

我想不仅我回答不了，拿这个问题问我的父母、问舅舅，他们也回答不了。

异乡人很难在他乡有“归属感”，我在美国和台湾感受大同小异。

我出生在上海，没长过五岁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了三年左右又辗转到重庆。我的青春时代全是在山城度过的，我到现在都会说很“土”很地道的重庆话。眷村最出名的一家牛肉面店，老板娘是重庆人，她听了我的重庆话笑得直不起腰，问我是不是和菜市场小贩学的。

打走了日本人，还都南京，我稍后考取了中央大学，过了两年的安生日子。二十岁的时候，由于战局原因，我们举家迁往香港，我在那里念完本科最后两年书。之后搬来台湾，我爸旧伤复发，无力应对公务，好在上头念着父亲的旧功，我们一家三口得以避居高雄。做了一年的无业游民后，我眼馋国中同学们赴美深造，便也追随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