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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在广播学院，有过一段特殊的观影经历。在小礼堂里放外国电影，全部的配音工作，由现场的一位同声翻译承担。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看已经带有一些叛逆色彩的前苏联电影，比如《悔悟》、《被遗忘的长笛曲》等。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电影中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权威的质疑，让我们有种提心吊胆的过瘾感。翻译，是现场的一位女老师，不管影片中有多少角色，都由她一个人现场同声翻译，带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艺术的世界。

除去这种&ldo;极品享受&rdo;，当时的另一种&ldo;观&rdo;影经历至今已荡然无存。那就是周末上午，大家睡醒了不起床，宿舍中打开一个收音机，共同用耳朵&ldo;看&rdo;电影，也就是听&ldo;电影录音剪辑&rdo;。一个又一个角色，都由一个又一个有特色的声音扮演着，让我们感叹声音的魅力。现如今，这&ldo;享受&rdo;已如公共澡堂里搓澡一般千载难逢了。

而至于《读库》出品人张立宪同学在回忆八十年代时，大谈a片观影记，我们则是&ldo;可以有但真的没有&rdo;，学校期间一次也没体验过。我高他两届，看样仅仅两年时光，时代就堕落或进步了很多。

都讲政治

在八十年代上学，不关心政治不谈论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各种思潮也多，学术界各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也很大，然而冰冻了很久的时代，解起冻来也乍暖还寒。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那个时候常常提起的关键话语。

这张照片，也是大一时在校园主楼后面拍摄的。值得说一说的并不是装腔作势的我，而是我身后大牌子中的一些关键词：&ldo;又红又专&rdo;&ldo;抵制腐朽的没落……思想影响&rdo;，显然，那是一个乍暖还寒、还需要人们头脑中时常绷紧一根弦的时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清除精神污染是那个时代时常要搞的运动。

但大学生天然关心这些。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时代特点，政治依然拖着长长的影子在市场经济到来之前晃荡着，谈论政治仿佛谈论民族未来一样;二是因为生存压力不像现在大学生这么大，而总谈女孩，也不符合新一代大学生的形象，更何况，女孩也要和你谈政治;三是青春特有的锋芒决定了，什么东西僵硬，什么就会成为反叛的对象。除去谈论，有时，还要搞点儿带政治色彩的行为艺术。

198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十周年，我们一群男生统一军大衣打扮，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其实也是一种好奇。果真，入广场不久，就有便衣跟着我们，最后演变成摄像机跟随。我们看在眼里，慌在心里，刺激到血管里，脚步却进一步肆无忌惮。回来之后兴奋了很久，有种与体制作战的快感，全然忘了，自己，还不过是一群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大家都讲政治，不过，和今天的讲政治不太相同罢了。

舞会

八十年代的城市，不知为何流行跳舞，大学校园里也不例外，估计是因为这是当时接近异性最合理的方式，不像现在，钟点房都有了，民间的舞会也就淡了。

那时候办舞会完全自由主义，到了周末或节假日，找一个小录音机，开一间教室就可以开始，反正对灯光要求也不高。跳来跳去不过两种舞姿，一种迪斯科一种什么舞曲都跳成走路一样的两步。偶尔有人大胆地贴面，几天中，都会成为人群中议论的话题，议论时，有一些艳羡在其中。

最疯狂的舞会，是我们三年级实习归来，有点儿久别重逢的感觉，于是元旦期间，连着办了三天舞会，最后连走路都不太会了。可我们依然不困，男同学只好通过清晨的一场足球赛，将剩余的荷尔蒙排空才收场。

最奇妙的舞曲，是1989年春夏之交，一切已无法更改，而毕业分手又在眼前，我们竟可以在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跳起伤感的两步。每当想起，总是热泪盈眶。那时的舞会，已不是为异性，而像是相互温暖、依依不舍却又各自迷茫不愿放手的亲情相聚。

诗与摇滚乐

上了大学，不写诗，几乎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诗歌的盛行不分文科与理科，估计都是北岛舒婷和顾城闹的。当然也与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有关。诗，又含蓄又直率，总能击中心头，于是成了时代语言。不像现今的人们，都藏着掖着自己，诗歌般的表达就不合适，所以流行&ldo;啥都不说，都在酒里&rdo;。

刚入学，写诗之前，搞了一个小调查：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没想到，全班七十多人，近四十个都写了&ldo;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rdo;!这个结果让寻找个性的我们很受伤，于是，真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写自己的诗就是一个开始。

1989年夏天，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我与中学时的两位好友在家乡的合影。表情都有些沉重而不够欢快，但发型、耐克与彪马鞋加上背带裤，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八十年代即将结束时，物质生活已开始繁荣，也似乎预示着，从九十年代起，中国正式进入物质时代。

所以当时大学宿舍里常见的场景是，半夜总有人不睡觉，憋诗;而白天也时常见哥儿俩对坐，中间一瓶二锅头，下酒的菜，只有诗。

摇滚乐的到来，击中了我们另一种需求，也似乎成了专属于我们的表达。憋闷需要释放，抗争需要方式，又不能那么直接，摇滚乐就很合适。我在北京，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专辑，不过磁带封面上写着&ldo;英国瓦姆电子乐团&rdo;。据说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威猛的主唱乔治&iddot;迈克尔：&ldo;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rdo;乔治&iddot;迈克尔回答：&ldo;是1984年在北京办演唱会，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竟然无比安静。&rdo;然而乔治&iddot;迈克尔不知道的是，两年之后，这种安静就不见了，当崔健登台唱起《一无所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场演出的票，是我和同学一起去买的。

在北京，我买的第二盒磁带是迈克尔&iddot;杰克逊的《bad》，一盒磁带55元，是咬了一星期的牙并省了一个星期口粮才买下的。二十多年后，杰克逊告别这个世界，生前围绕他的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他再度成了神。而有趣的是，从他离世的那天起，我儿子真正走进杰克逊的音乐世界，并多次感叹：&ldo;《拯救地球》，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曲。&rdo;

这可能是八十年代留给新世纪的又一道光影。

又过去了十年，1999年，我抱着刚刚两岁的儿子回到了母校。在这个记忆中曾经枪林弹雨的大门前，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心着。回忆，只是身处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对下一代来说，那不过是冷冰冰的历史，与他有何关联?

终于告别

大学毕业于1989年，是一种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的体验。一场特殊的风暴，让我们的离别，无人相送。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然很累，累到骨子里，前途未卜，校园里除去毕业生已无他人。

还好，每一个时代，都为告别准备了旋律。属于我们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一次又一次地唱起，一次又一次地哽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火车开走，一次又一次结伴回校园。先走的人是幸福的，带不走希望，起码还可以带走温暖，苦了最后走的人，只剩孤独陪着上路。不幸的是，我是最后那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