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的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ldo;立皇帝&rdo;,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ldo;得罪名教&rdo;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ldo;大逆不道&rdo;,吕留良(图33)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嚓。
文人的舌头(2)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小人不可得罪(1)
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不过是伺候人、打杂跑腿的下人差役。由于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或者特别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阉人。
对于宦官,历史评价负面的多,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谨、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的牙根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有清一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的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邾庄公急的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ldo;烂,遂卒&rdo;,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代。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