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很年轻,看到这个判决结果,就发怒了。
正好甘振的律师向我了解情况,他问我第一次出警的一些情况,尤其是那件T恤衫上的痕迹问题,我就告诉他,我和第一波出警的辅警都认为那个痕迹,不是鞋印。
我并不清楚法院是怎么认定此事的。
律师就问我,你能不能出一个证明?当时我想都没想,直接就说行,没问题。就在我准备要给他出一个书面证明的时候,突然感觉这样做可能不妥。
然后我就出去,给我的老所长打了个电话,这时候我已经调走了,不在原来那个单位了。
我的老所长告诉我,你千万不能出这个书面证明,如果你出了这个证明,你就是与整个司法系统在敌对,你自己想一想后果是什么?
可惜呀,当时我对老所长的话,并没有完全听进去,总感觉为这个错误的案件应该做一点什么。
回屋之后,我就对那个律师讲,出这个证明我确实有难处。但如果说法院以调查令的方式,要我们当时出警的同志去作证,我就一定会出庭帮你作证。
律师对这个情况表示理解,也挺无奈的就走了。
我后来一直在新单位忙于工作,对这件事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听说二审维持了原判,甘振的律师和他的家属再也没有找过我。
我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啊,心里确实挺遗憾的。
其实直到今天我都纠结,如果当时法庭真的传唤,让我去作证的话,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去了要不要讲实话,讲真话?
后来听说二审之后,甘振再也没有去申冤,也没有去告状,好像是服从了判决。
这个现象,在有些人眼里是比较反常的,他为什么不告了呢?这不正常啊。所以有的人就过去了解情况,那个时候甘振已经到农场去服刑了。
管教的干部就问甘振,你是怎么想的?甘振就说已经都这样了,也不告了,我就在里边儿好好干,争取早点儿出去,出去后他要干点儿大事儿出来,其他的就不想了。
说这话的时候甘振的语气非常平静,态度也非常的温顺,但是,这句话一传回去,地方上的干部就吓坏了。
大家也都知道,干咱们这一行,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威胁撂狠话的人不是太多了嘛,但99%他们都做不到,就是吓唬人的,不用相信。
但这个甘振有点儿不一样,你看他说的平平淡淡,老老实实。这种人说出这种话,那我们就得掂量掂量了。
至于说他出去要干点儿大事儿针对哪些人,我估计尚腾一家人肯定在他的报复名单里,没准儿我们公检法系统有人将他获罪的人也会有。至于说具体有谁,那他自己心里肯定清楚。
如果说这个小子真的豁出去了,出去以后要针对一些人进行报复,那么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如果发生了重大的恶劣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和当地的干部,当地的主管领导,都会受到影响,乌纱帽都别戴了。
地方上的领导应该是真怕了。他们轮番儿的派人,去甘振的家里给人家做思想工作,又派人到农场去,劝甘振好好改造,不要想的太多,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帮你解决。
甘振对这些表示也无所谓,就强调自己会在农场好好改造,积极争取早点儿出去,别的也不多说,给外界的印象他就是一个积极改造分子。
后来这个甘振出狱了,大家都非常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