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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5〕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6〕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7〕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8〕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9〕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chatoday）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10〕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11〕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1〕《改造》日本的一种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东京改造出版社印行。〔2〕伊罗生美国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国论坛》（每月发行一期或两期）的编辑。

〔3〕《社会月报》综合性期刊，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一九年九月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4〕《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起初接受政学系的津贴，一九年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编辑。

〔5〕《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创刊。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后由黎烈文、张梓生主编。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常在该刊发表文章。〔6〕《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主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7〕《生生月刊》文艺杂志，李辉英、朱荢园编辑，一九年二月创刊，只出一期，上海图画书局发行。

〔8〕姓沈的“战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学家、戏剧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9〕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曾创办话剧团体南国社，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10〕《文学》月刊，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1〕《漫画生活》刊载漫画和杂文的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jian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2〕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jian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jian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3〕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jian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4〕，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5〕，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jian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6〕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十月三十一日。

〔1〕本篇在印入本书前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2〕《戏》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发表伯鸿的《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上）》一文，该文先引《申报》“读书问答”栏《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三）》文中的话说：“中国旧剧其取材大半是历史上的传说，其立论大体是‘劝善罚恶’的老套，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着以观感的具体的符号来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认为最含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脸谱，和那以马鞭代马的玩意儿，也只能说借以帮助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不能认为即是象征主义。”于是接着说：“这个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国旧戏是象征主义，同时否定了中国旧剧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jian诈’，红表‘忠勇’……因为‘色的象征’，还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过多是比较单纯的低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