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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ldo;对。&rdo;我说。

鲍律师说：&ldo;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rdo;

&ldo;你定?&rdo;

&ldo;我定吧。&rdo;他说。

我又问：&ldo;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rdo;

鲍律师说：&ldo;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有通过报道才能辟谣，为什么不?&rdo;

我说：&ldo;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的，他们承受不住。&rdo;

鲍律师说：&ldo;没有压力还打什么官司?&rdo;

我说：&ldo;我只想借着法官在场的环境，让他们安静下来，好与他们讲讲理。&rdo;

鲍律师说：&ldo;你打官司是为了使他们恢复理智?&rdo;

我笑了：&ldo;有点这个意思。&rdo;

鲍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ldo;你想从哪一项诽谤开始起诉?&rdo;

我想了想，说：&ldo;先找与一九六八年冬天相关的诽谤吧。&rdo;

&ldo;这个时间有特殊含义?&rdo;鲍律师问。

我说：&ldo;是的，前两天我见到了一套旧制服……&rdo;但这么一说把事情绕远了，不知怎么绕回来，因此就没有说下去。

余秋雨《借我一生》

墓地和法院（二）

这些年报刊上针对我的大量诽谤文章我自己当然不会一一去看，据广西的杨长勋先生查阅，里边好像已形成一种分工，一九六八年冬天这一段，主要被湖北的一位古先生包了。

这位先生比我年长，我没见过，但对他的名字有点印象。早在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寄给我一篇很长的论文，是他研究我的，高度评价我的学术文化成果，连我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写于思想尚于解放时期的文章，也给予热烈赞扬，对此我很

不适应。更不适应的是，他在附信中请求我把他的这篇论文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这不符合我的行为原则，就把论文退还给了他。

在这之后，还见过他夸张地颂扬我的文字，我都没有回应。没想到，他转眼已经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了。

为了一九六八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开始读他批判我的文章。

那个冬天的事情，我在本书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中已有详细记述。这位先生批判那个冬天的我，全部依据竟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称赞我的回忆录，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他从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出发，经过层层推断，七绕八弯，步步上纲，最后居然联上了一宗人命案件。

我对这种推断技巧极感兴趣，觉得那实在是一大文化奇观，借此可以了解我们长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极其怪诞的精神遭遇，值得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望大家耐下心来，仔细一读。

他的这种推断，既有又有结论，可谓首尾完整，只是中间环节跳得太快，有点模糊，需要我们细心揣摩，才能一步步地体会其中的大致线索。我画过好多图表，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要从他的第一个洞打到最后一个洞，大概要二十杆左右，我大刀阔斧地减缩成十杆，勉强才能抵达。下面，我就把这十杆简单勾画一下。

第一杆──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录中说，那个冬天他在文汇报社与上海戏剧电影界的几个专业人员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的演剧体系，他出于&ldo;左倾&rdo;立场，&ldo;枪毙&rdo;了我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即《关于&ldo;从自我出发&rdo;》），我毫无怨言，立即奔赴外地农场劳动去了。他自己后来写过一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古先生根据这段回忆认为，我即使被&ldo;枪毙&rdo;，也算&ldo;参与&rdo;了胡锡涛先生的那篇文章。理由很深奥，似乎是，被&ldo;枪毙&rdo;者和开枪者一起参与了&ldo;枪毙&rdo;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