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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我说：&ldo;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rdo;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ldo;文革&rdo;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ldo;文化&rdo;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ldo;伊妮&rdo;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信后，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

，都不见踪影。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但为何离开，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她丈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着，作者&ldo;受业于余秋雨教授&rdo;。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入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时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为，灾难结束在我们这一代，我再忍辱负重，也要让学生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宾馆一座现已拆掉的老楼内，我与范民声、王家乐两位一起住一小间，既拥挤又简陋，为的是替学院省钱。那天，我们三人正在闲聊，有人敲门，笃、笃、笃，估计是考生，便大叫一声&ldo;进来&rdo;，只见急急推门走进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ldo;车部长，是您!&rdo;

车部长早已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与几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执行&ldo;两个凡是&rdo;的错误方针有点关系，当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从哪条管道知道我来了，住在这里，居然准确找到。须知我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统不会因外地来了几个招生的教师而向他汇报。

&ldo;我有多头情报。&rdo;这是他对我疑问的回答，与我们首次在上海大厦见面时一样。

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绍给他，他一一握过手后转身看了看我们住的这个小房间，看得很仔细。

这种拥挤状况对他这一级别的干部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ldo;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