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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梁万羽心里嘀咕，我要是有钱就不跟你们在这闲聊了。可是没钱也不耽误我们琢磨琢磨这个问题嘛。

一个多月后，上交所如期开市。一夜之间，好多上海普通老百姓变成万元户，捞到人生第一桶金。有的炒家身价几十万，甚至过百万。

股市离梁万羽的距离，比广东路热火朝天的万国证券远，也比黄浦江边的浦江饭店远。他还是上自己的班，跑自己的客户，过着跟以前别无二致的生活。不过几次出差之后，梁万羽跟他的上司许志亮的关系越来越近。

借着出差的机会，许志亮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打听当地原始股的消息。谈得合适，几千股、几万股地收。梁万羽一直跟着，但钱从哪里来，赚多少钱，他从不多问。这可能也是许志亮喜欢带着梁万羽的原因之一。

许志亮花钱大方，梁万羽跟他出差从不用掏一分钱。跟着许志亮，梁万羽认识了许多朋友，去过很多地方。

许志亮和梁万羽个头相当。慢慢地，许志亮会送衣服给梁万羽。有时候是穿过的，有时候是崭新的。金利来的衬衣，金兔的开衫，都是梁万羽从没买过的牌子，穿起来威风八面。

时间久了，举手投足之间，梁万羽也学起许志亮来。胡子刮得更勤了，开始用摩丝。照镜子的时候，他也忍不住抖抖自己的衣服，伸手往后梳梳自己的头发。

关于股票市场、股份制改造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场内外的股票价格一直在涨。1991年5月到1992年5月，上证指数从一百多点涨到六百多点。许志亮意气风发，每隔一阵又焕然一新，从衣服到精气神都是。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南方。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对尚不确定“有没有危险”的证券、股市，“要坚决地试”。

上交所放开涨跌停板限制那天，上证指数涨了105。收盘后许志亮送给梁万羽一部汉显bp机。第二周，上证指数就涨到142901点。上交所一共就15只上市股票。随便一个股民，随便捏着哪只股票，那一周坐的都是云霄飞车。

有天上午梁万羽跑去黄浦路看热闹。5月的上海已经有些闷热，人们顾不上这些，耐心地在上交所外面排着长队。有人爬到路边的交通标志杆上，拿着望远镜往交易所大厅瞧。几个月后，文化广场搭起股票买卖临时委托点，每天有五六千人在这里逗留。

这一切，就在梁万羽的眼皮底下发生。从原始权证到上交所开市，再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这一波暴涨，梁万羽一再错过。他有个同学大学就开始炒原始股了。他反复想起马文化那句令人丧气的话：股票，那都是有钱人玩的。有次电话中聊起，马文化还不以为然地说，股市泡沫你难道看少了？泡沫破灭的时刻才是真正的现实生活。梁万羽又生气，又觉得无趣。

深圳之行归来，梁万羽真切地意识到股市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转机，但一番纸上谈兵之后，终究还是裹足不前。生活就是这样，智者敏于行动，傻瓜止于想象。现在梁万羽就是那个傻瓜。他明明很早就意识到股票大有可为，就因为马文化翻来覆去唱反调，不然他早就进场了。

问题总是出在别人身上。梁万羽胡乱抓只替罪羊，好填平心底的失落。

稍显安慰的是，5月下旬暴力拉升之后，上证指数一泻千里。所谓利好出尽是利空，一直跌到38685点，像是中了诅咒一样。高点是5月26日，星期二。低点是11月17日，也是星期二。这个时间梁万羽一直记得。那段时间，许志亮的活动突然减少了，脸上的光彩也黯淡许多。

饶是如此，梁万羽还是心有不甘。他深信，只要不是在6月份之后再冲进去接飞刀，大概率都是赚钱的。许志亮肯定受到些冲击，但不太可能真的伤到筋骨。

这两年跟着许志亮，梁万羽长了不少见识。但要论真金白银，他一无所获。他曾眼见大风起，云飞扬，但他并没有站在风口。

不管怎么懊丧，错过了就是错过了。生活就是这副残酷的模样。

拎着帆布包走出成都火车站，站前广场乌泱泱的农民工扎堆。放眼望去，人们像满载而归的蜜蜂一样，肩扛手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帆布包、蛇皮袋、塑料桶。有人扛着比自己个头还大的行李，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有人找不到自己的伙伴，扯着嗓子大喊。“冉二毛，你狗日的跑到哪点去了哦！”

“住宿！住宿！”“吃饭！吃饭不？”一路都是拉客的中年男女，每个人都冲梁万羽喊一嘴。一个个头矮小的中年男人伸手拽梁万羽的牛仔背包。

“不，不，不。不住宿！不吃饭！老子也不坐车！”梁万羽护住自己的背包。在这种混乱的场合，他也马上变得粗鲁起来。

这是1993年1月，梁万羽工作后第一次回川西老家过年。前两年春节梁万羽都待在上海。父母都还年轻，他把往返老家过节的开销省下来直接寄回家。他觉得这样对家里帮助更大。这是穷人家孩子的实用主义。因为路途遥远，今年他特意提前请了一周假。

借着成都中转的机会，梁万羽走出火车站先去拜访他远房的表兄梁天德。

梁天德刚好比梁万羽大一轮。他曾经跟着梁万羽的父亲陈德培一起在老家做小生意。两人一起走村串户，吃过很多苦头。村里的生意不好做，陈德培一天东跑西跑，钱没挣着几个，家里的农活全给耽误了。梁万羽出生后，梁玉香趁机摁住陈德培，要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种地。梁天德最后坚持了下来。

1986年，梁天德带家里人到成都看病，发现成都的青年路小生意火爆。一人一个小铺面，卖衣服、打火机等日杂用品。很多人骑着三轮车到处吆喝。梁天德决定到成都碰碰运气。他是梁家坝第一个离开县城闯荡的人。也是在这一年，梁万羽考上华旦大学，成为梁家坝第一个大学生。

梁天德最初带着几百块钱跑上海、广州，买雨伞、买衣服。每次进百十块钱的货，多了梁天德没本钱，也不敢买，怕给弄个投机倒把罪抓起来。每往返一趟，梁天德可以赚个百十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可观的收入。就这样，梁天德在成都慢慢站稳脚跟，在火车站附近的荷花池租了自己的铺面。

因为在同一年离开梁家坝，加上梁天德和梁万羽的父亲陈德培这层关系，梁万羽和梁天德颇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梁天德第一次到上海，梁万羽陪他在南京路、外滩逛了一天。每次回梁家坝过年，两人很长时间都泡在一起。梁天德一肚子的江湖逸闻，梁万羽则国事天下事，什么事似乎都知道一点。

两人在成都见面时，梁天德并不在荷花池。他雇了个年轻的时髦女子给自己看铺面，自己见天儿往红庙子街跑。红庙子街在成都的青羊区，离火车站不到四公里。

这条不到两百米的小街异常繁忙。街道两边摆满小桌，仿佛露天茶园。桌子上除了茶杯，还有白花花的钞票和各种用塑料膜封起来的股票、股权证。街上塞满闲人，若无其事地溜达，有卖报纸的、卖水的，还有人手里拎着一大摞腰包到处兜售。整条街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

穿过密集的人群，在靠近锣锅巷的路口，一个同样繁忙的公共厕所旁，梁万羽终于找到这位远房的表兄。梁天德梳着油黑发亮的大背头，黑色皮衣配一件白色的金利来衬衣，黑色皮鞋擦得铮亮，套一双白色中筒袜。

梁天德跷着二郎腿，坐在一张一米见方的木桌后面，抖动的左脚边立着一只牡丹花图案的暖水瓶。木桌上摆着一只白色的陶瓷茶杯，好几沓面额十元的钞票。桌上一张折叠得有些破烂的a4纸上，毛笔字歪七竖八地写着：“收购盐化、乐电、瑞达、兴业……”梁天德叼着红塔山香烟，不住地打量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仿佛能读透他们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