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丹仪脸上全部是做过的!”
“总应当有五十了吧。据说她母亲是‘老良友’的作者,与张爱玲共过事。”
“这个女人自命张爱玲转世,怎么会向你露真面目?”
实际上我心里暗喜,丹仪就是我师母,刘骥夫人,即便她不给我面子,她也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凭着一种敏感,我几乎能断定她会与我大谈一番。
果然,丹仪约我到外面谈。
她穿了件新式旗袍,妆化得浓艳,但是皮肤很好。指甲涂了最新的多色荧光。据她说,外祖母是什么解放前一家银行经理的少奶奶,在法租界有一大幢三层楼的蓝房子。
我们坐在瑞金路一家咖啡馆里。她津津乐道身上的衣饰是在哪个欧洲城市买的,什么季节用什么巴黎香水,如数家珍地说了一串去过的欧洲国家感受,这点倒符合我上司给我的采访要求。我真不明白我的同事们出了什么错。
我知道,在70年代末,刘骥先生忽然变成稀有的“出土文物”,外国竞相邀请。二十年中走遍全世界,永远有丹仪陪伴在侧,一直到他最近实在走不动为止。但我明智地不提刘骥。
“上海小资女人第一块牌子。”我开门见山问她这个外号的来历。
她一笑,“当然我不会做这样的自我标榜。”她淡淡地说,“不过这称号没什么丢脸的。就是被当今那些‘小妹妹’们弄得太俗气了。”侍者过来,我点了啤酒,她点了一杯冰咖啡,接着说,“难,趣味这东西最难,三代富贵方知饮食。美国人富了一百年依然粗俗!如今上海小资女人学时髦是靠看美国肥皂剧,靠研究贵刊——真是俗不可耐。”
我一手端着啤酒,一手忙着记她的话。突然她警觉地问我:“你呢,不像上海女子!”
我点点头。我的确不像。就在这时,她用简单的欧洲星相,判断了我的性格。
她话题一转,问起我的生日。
原来我是处女座出生的。
这样的人,对神秘、悬疑、危险,甚至暴力,有着难以言喻的好奇心,好奇心可引导出创造性。但可能过于执着而走火入魔,不可收拾。如果弄起艺术,则追求完美,几乎成病态。
丹仪对我这么说。我完全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应当承认,她说得很准。我不能不叹服:我这个扬子江水手的女儿,一辈子不入时流。
“至少你不生在上海。”丹仪不容反驳地说。
这话说到要害上。隔一条江,水土就不一样,哪怕是跨过一条江过来的,就生来不是做上海女人的料子。
丹仪那天还说,她诧异我这样的人,竟然对小资女人这题目感兴趣。我心里一紧。莫非这个女人打听到什么消息?在本地小资像寄生虫一般长出来之前,上海的天下,属于大开大合的女人,那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女人。不过我的书还没有开始写,她怎么知道?
刘骥先生进了医院,让一个护士投信,叫我去见他。那是个阴沉沉的下午。他本来脸就瘦,现在脸更瘦,而且眼圈灰黑。我突然明白,他的日子长不了,看到我来了,他似乎等待已久,竟然拉掉鼻子上的氧气管,坐起来。我急忙阻止他,他不理会,一个手势拦住了我。
人之将死,其言才真。他的话没头没尾。可能他知道我了解他的上下文,开场白就省了。他说我们这种知识分子,走进现代,是假的,浮面的,赶时髦而已。老百姓活出来的现代,例如抽水马桶浴缸之类,才切切实实,什么革命运动政治清洗都改不掉的。
他张开嘴想大笑,可怜这个时候,他已是有笑之心无笑之力了。
上海就是物质的,现代上海,就是物质的集合。坐在上海的抽水马桶上,思维还能抽象?我只能代刘骥先生大笑。
他看来一直在等着我落进他的话语圈套,便叫我从他的床底一个帆布包里,找出一个牛皮信封,让我当面打开。里面有相当多发黄发脆的剪报,内容却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我没听说过的沪剧女演员,叫筱月桂。
看到我很惊奇,他眯起眼睛,缓慢地说:“你能写点像样的文字,我也知道你写的东西不痛不痒,其实无啥意思。如果以后真想写出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就写筱月桂,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女人。”
他说完话,靠回枕头上,话多了脸色疲惫。护士赶了过来,给他重新插上氧气管,先生的女儿用眼色示意我退走。
我意识到他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小月桂,就是这个女演员。
那个下午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先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