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性为主角。男性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性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
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中睡去。我一听就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就是一条河,永远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轻易开口。明天,或者后天,她们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最低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最小的芦笙。
我们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ldo;余兴节目&rdo;,而是全部生活的和终点,全部历史的凝炼和传承,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
四
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就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
石桥、小楼、窗口,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
答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ldo;多声部自然和声&rdo;。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ldo;不着一字&rdo;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ldo;不着一字&rdo;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彩的特例。
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ldo;文章误我&rdo;,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捷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顶级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会称许有加,留连忘返。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褊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
五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们表情平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竿。他们是&ldo;寨老&rdo;,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日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就会击响,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作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以示权威。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ldo;鼓词&rdo;‐‐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
还有第二层,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
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
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
不犯规矩,理所当然。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脚爬,猫用爪抓,
摸脚掐手,强摘黄花,
这类事,事轻罚酒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