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淡淡地说:“那又如何?”
张彼德面上有些疑惑:“映映,你生病了吗?”
我反问:“你不是都查得到吗?”
张彼德说:“日耳曼该死的民族性格,那位教授丝毫不通融,口口声声要保护你的隐私,什么资料也不肯提供,他只说你患有严重心理疾病,虽然已经暂时痊愈,但仍需要长期的恢复过程。”
我点点头,平静地说:“他说的没错,就是这样。”
张彼德一时语结。
我蹲下来搂着托比的头,蹭蹭他的鼻子。
“映映……我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张彼德叹息一声说:“我将调查报告发回香港,听苏见说他在办公室坐了几夜,他迟迟不敢动身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怕你不愿见他。”
我拍拍托比的头:“托比,回家去。”
张彼德跟上一步:“映映……”
我漠然转身回屋。
张彼德无奈着说:“好好好,我不说他,你请我喝杯茶总可以吧。”
我拉开大门,将他引入,从厨房斟茶给他,然后推开屋子的后门,盘腿坐在屋檐下宽大的椅子上望着庭院葱绿花木。
张彼德端着茶杯,在厅内转了一圈:“连电视都没有,映映,你简直生活在十八世纪,你夜晚作何消遣,在银质烛台下用鹅毛笔写信?”
我不回答他。
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每天夜里只做两件事,喝酒和读莎士比亚。
隔断外面世界的浮躁喧嚣,使我获得内心的短暂平静。
张彼德喝了一杯茶,再次环视了一圈我的屋子,仿佛确认什么似的问:“映映,唐家小子没有和你在一起?”
我挑眉:“谁说我和他在一起?”
“苏见说的,”他嘟囔:“那天晚上你们不是也……”
“他是途经,看望我而已。”我平静地说。
张彼德忽然朗声笑起来:“没有最好,没有最好,我回去交差不用看老板臭脸。”
我不再理会他莫名其妙冒出来的高兴,转过头看在庭院阳光玩耍的托比。
张彼德也并无大多时间逗留此地,他离开时在客厅的便笺上留下长串数字,语气是诚挚的:“这是我的电话,与老板无关,映映,你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点点头:“谢过。”
我看着他推开栅栏的木门,转身对我招招手,然后阔步走向对街的停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