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嗯。”
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模糊:“我昨天临时有急事出差,抱歉没有来接你出院。”
我说:“没关系。”
我在医院期间他后来还是抽空来看过我一次,只是那时唐乐昌正好在病房里,三个人的气氛说不出的怪异,我干脆不说话,唐乐昌则在旁边专心对着笔记本电脑打游戏,饶是劳家卓如此气度,纵使面上没什么,只怕也不会舒服到那里去。
他只在里面坐了一会,唐乐昌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要送客。
这几天他似乎在外地,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劳家卓已经习惯每天打一个电话给我。
我不知道他在地球哪一端,但每次他都是很恰当的时间,来电时不会太晚,一般都是我在睡前。
有时电话里他的声音很倦。
我半夜还听到他在会议室里微微嘈杂声音,旁边有助理低声说一句英文给他端咖啡,而后背景逐渐安静。
我们的对话也很平淡。
他只我问有没按时吃饭。
叮嘱我早些休息。
又或许劝我不要在沙发边看书时候吸烟。
有一天夜里他有些醉意:“映映,我离婚之后,会不会有机会挽回你?”
我对他说:“劳先生,你醉了。”
他失却一贯的沉着淡然,有些语无伦次的痛楚:“江意映,你是我的,自你六岁始你就是我的。”
他咬牙切齿地说:“纵然你走到天涯海角,也是我劳家卓的人。”
我冷笑一声:“干脆我死了将尸骨赠与你。”
他在那端低低咳嗽一声:“映映……”
我将电话挂了。
他逼得我太紧,闹得不欢而散。
后来的几天劳家卓再没有打给我。
我从一开始就分明,我们这段关系,没有任何一个维系下去的理由。
随时开始,亦可以随时终止。
十二月份到来的时候,明年这座城市要承办大型运动会,政府要全面整顿城市风貌,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正位于一号绿化带的旁边,政府需改建楼顶和窗户,改装空调的防护栏颜色。
工作人员在街区内宣传了几天,物业处发了文件要求户主签字。
我找不到他。
我拨去劳通总部,秘书台说他出差,我回国后从不拨他私人电话。
只好致电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