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资料丰富的程度及运用资料的水平。中国近代史的资秤是丰富的,并且还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关于洋务运动的史科亦是如此。除已刊者还有大量未刊的。由于史料不断增加,过去未认识的或认识不正确的,有了新的史科改变或提高了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史科已经很够了,事实上还有不少薄弱点,有待挖掘。据我看,在今天主要是运用资料水平不够理想。
三是社会实践的状况。有同志说历史是研究过去,要把社会实践作为史学发展的一项条件,这是为什么?关于社会实践我是看得很重要的。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历史学不为现实服务就泛有存在价值。历史上的事实是很广泛很复杂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离不开他对今天社会的认识和实践。史学实际上可以说今人与古人在通信息或是对话。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丰富,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将被后人逐步认识,或是改变和提高认识;历史学的发展,反过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这旦要说清一点,即为现实服务必须同影射史学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历史本身出发,阐明规律,以为后人借鉴;影射史学则是不顾历史本身的事实和科学性,生搬硬套地达到影射某一现实的目的。前者与后者有着本质的差别。
以上三个历史学发展的条件,时整个历史学说是如此,时某一个学者说也是如此。只要我不断学习马列主义、阅读资料并提高运用资料的水平,以及不断地社会实践,我相信我的洋务运动史的观点,还是会发展的,它将更加完善。
八、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展望
建国以来,洋务运动史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讨论。第一次是在60年代前三年,第二次是1979年以后的几年。第一次的讨论,是以近代军用工业有没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一同题揭开序幕,之后,引伸到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洋务运动代表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洋务派与顽固派论争,是一丘之貉还是带有进步与守旧的性质?等等问题。但因&ldo;左&rdo;的政治影响,讨论刚揭幕,很快变成批判而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大讨论,没有遇到上一次的厄运,学者们力求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研究,不仅涉及的问题广,讨论也较为深入。对洋务运动是否可以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并列为进步的运动、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官僚买办还是民族资本或两者兼而有之?到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洋务派与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等多方面的关系,乃至清政府的妥协外交包括不包括在洋务运动之中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具体到了某一企业、某一人物的研究,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局、纺织厂、铁路等企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盛宣怀、郑观应、唐廷枢、徐润、马建忠、王韬等许多洋务人物及其属员等。发表论文而外,还有传记、专史等学术著作和专集等资料书出版。此外还在长春、上海和兰州召开三次学术讨论会。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然而,我认为,洋务运动史的研究相对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说,只是起步不久的千里之行。为了较为深入广泛地研究洋务运动各方面的课题,我曾设想由学术界共同努力,编辑曾、左、李、丁日昌、盛宣怀、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十多个人的集子,其中如曾、李、左、盛宣怀编全集;写奕■、文祥、桂良、奕■、曾、左、李、丁、左、郑和张之洞、刘坤一、刘铭传、曾纪泽、薛福成、马建忠、经元善、谢家福、徐润、唐廷枢、郑藻如、沈毓桂乃至光绪帝、慈禧太后等20余人的学术性的传记,每本传记约写15至30万字左右;写200至300人(包括一些帮办洋务的外国人)的5000到10000字左右的洋务人物传;写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以及棉、毛等纺织厂约10部左右洋务企业史,每本约10万至20‐30万字不等;写教育制度变革、军事制度改进、政府机构变化等几本专史;再写综合性的大中型的几十万至百万字的洋务运动史。写某一企业史、人物史,不限于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写至1949年,人物写到他去世为止。完成上述这些设想,需要学术界很多有志之士的努力,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做好这些,不仅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新的突破,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必将大为改观。很多问题将从不认识到认识,很多问题将有新的认识,对不少人物将有新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点,即前些年有人对于学术界的洋务运动新评价不同意,说什么如果洋务运动评价高了,势必对一些人物也将作高的评价,似不必多此一举。持这种说法者的本身就缺乏科学态度。
以上我曾经有过的设想,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进行着。有些已初步做好,有些正在做,有些准备要做,有些虽有所涉及但还谈不上研究。更多的是还未着手。我认为有必要把最重要的关系全局的赶紧先做。例如,李鸿章这个人,不管是从洋务运动史或是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中西关系史等来说,都十分重要,早应该写一、二本比较详细的关于李鸿章的传记;又例如,盛宣怀这个人,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或是军事、外交、政治、文化教育等史,不能想象不研究盛宣怀可以把这些历史写好。但李、盛传记至今还没有一本。这种现象,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应达到的较高水平是不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