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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6章（第1页）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首先独立，惊破了袁世凯称帝的迷梦。因为云南用护国军的名称，这次反袁斗争被称为&ldo;护国运动&rdo;。护国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企图彻底埋葬辛亥革命的独裁者袁世凯的反抗，但在运动中，立宪党人和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梁启超为自己一伙人夺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的意愿是达到了的。由于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注定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规模远不如辛亥革命，其结局也不可能高过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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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收在其所著《盾鼻集》中。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85-98。

1梁启超：《致藉亮侪等书》（1915年11月18日）。《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28。

2袁世凯在准备行帝制时对各省的军事长官封为不同名目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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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袁世凯的覆灭

袁世凯虽然在1915年12月已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是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的&ot;登极大典&ot;却没有敢如期举行，而且一再推延，终于在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

所谓举国一致拥戴帝制的&ldo;民意&rdo;，袁世凯及其党羽也知道是他们自己伪造出来的，但他们的确以为，皇帝的龙袍具有比大总统的礼服不知高多少倍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不但能够得到旧势力的拥护，而且能够博得众多&ldo;愚民&rdo;的膜拜，因而使主张民主共和的反对派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奇迹没有出现。

利用社会各阶层中反对卖国独裁，憎恶帝制复活的情绪，西南几个省宣布独立，这对于袁世凯固然是严重打击，同时，帝国主义者看到袁世凯由于称帝而陷入困境，不愿意继续支持帝制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也表面化了，这就更是袁世凯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酝酿时，他所聘用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认为象中国这样的&ldo;民智卑下之国&rdo;，民主共和是有害的；中国固然需要立宪政治，但&ldo;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rdo;1美国博士的这种议论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提供了&ldo;理论&rdo;基础。另一个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也积极主张中国应当改共和为帝制，实行君主立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在实行任何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动时，总是要首先看看帝国主义的眼色。由于欧战尚在进行，日本在远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态度如何更是袁世凯所顾虑的。日本政府通过有贺长雄和其他渠道使袁世凯相信，他接受了&ldo;二十一条&rdo;就可以换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因此，袁世凯当时认为他实行帝制，在外交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和赞助的。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袁世凯采取的是两面三刀的态度。由于袁世凯和英、美的关系较深，日本并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统治稳定。相反的，它宁愿由于实行帝制而在中国造成混乱的局面，以便于扩充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并且培植完全能为日本所用的代理人。梁启超的反袁活动之所以能得到日本的帮助就是这个原故。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以前，1915年12月15日，日本已经联合英、法、俄、意共五国公使一起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表示担心实行帝制能否维持国内治安。到了1916年1月间，日本更明显地表示不信任袁政府能够平息云南、贵州的局面。此外，日本还资助一些清朝的贵族和遗老，使他们进行复辟活动。总之，袁世凯逐渐发现，日本是在捣他的乱，而不是为他撑台。

袁世凯的北洋军内部的分裂特别表现在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身上。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段祺瑞一直担任陆军总长。在准备实行帝制时，1915年8月，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这个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他感到段有自己的野心。坐镇江苏的冯国璋对于袁世凯实行帝制，采取冷淡的态度，并且同反袁的立宪党人和西南军阀暗中来往。在云南、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后，他愈来愈表现出反对帝制的态度。他是看到袁世凯的大厦有倒坍的危险，意图以自己为中心来维护北洋军的传统势力。他的这种意图特别得到江西、湖北等省的北洋军阀的声援。北洋军内部分裂的表面化使袁世凯更处于困难的境地。而且长江流域这几个军阀的动向又是英国态度的反映。

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撤销帝制的，他还企图继续当大总统。1916年4月21日他向段祺瑞让步，请段出任国务卿，组织责任内阁。他想借段祺瑞的力量来渡过难关，而后者却企图利用这机会从袁世凯手里接管政权，如同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接管清朝政权一样。这时，不但西南独立各省认为袁世凯已无权继续担任大总统，而且冯国璋也电告袁世凯还是自动退位为好。4月、5月间，广东、浙江、陕西原来效忠袁世凯的地方军阀也相继响应云南的护国运动，宣告独立。四川的陈宧在3月底和蔡锷商量停战，到了5月间，陈宧宣告四川独立。接着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告独立。陈宧和汤芗铭是袁世凯所信任的人，他们的倒戈使袁世凯特别感到众叛亲离，他的统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