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页小说站

下页小说站>楚湘读本 王乾坤 > 长沙 城与名人(第1页)

长沙 城与名人(第1页)

韩作荣

忧患与别离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www.Pinwenba.com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画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任能的政治变革。

屈原,这个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接成串作为饰物的人;赞颂唐尧、虞舜、夏禹诸先贤,鄙视桀、纣恶行的人;痛斥党人、奸佞,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的人;愤懑历兹,悲叹生不逢时,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泪却滚滚而下沾湿了衣襟。

《离骚》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开创了楚辞,树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其“神高驰之邈邈”,于高空下望,仆从伤悲,马也裹足不前。然而,去不忍,归故国而无“美政”,他只好投水而死了。《离骚》阔大恢弘,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了。

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的奇妙结合,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成为历史和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悲哀、离乱成了诗人的养料。诗,常常成为灵魂的避难所,幻想治国、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照样活得潇洒风流。

选自《东西南北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韩作荣,1947年生于黑龙江。

可屈原自杀了,在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血肉杀夺的时代,他向天发问,提出170多个“什么与为什么”,他的伟大,便是敢于问“天”,这是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在儒学的一重世界里,天道即人道,天人合一,“天”不言,君王代天立言,实际上,屈原向“天”发问,已体现了他对信念的怀疑、绝望,对现实的绝望,对自身生命的绝望。在《悲回风》之中,这“临乎绝望”之音,“将沉渊之绝笔”,“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整个信仰的生命被猛然抛入虚无的深渊,过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而深渊的彼岸又是荒漠和虚无,诗人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

屈原之后的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俟罪长沙,写《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鵩鸟赋》,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入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

《楚辞》中和政治关系不大的,为屈原整理、加工的民间创作《九歌》,这些祭祀鬼神用的乐歌,《湘君》、《湘夫人》,以深刻的关心和同情歌唱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写得悲怨缠绵,如泣如诉,颇有艺术魅力;《少司命》职在掌管子嗣和儿童,这位一手仗剑,一手抱着幼儿的美丽女神,充满了人性和爱;《东君》为太阳神的乐歌,是对光明的憧憬;《山鬼》则又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爱情的真挚热切、率直缠绵,读来清新而幽艳……

长沙人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在身上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其草书潇洒超逸,并无狂怪习风,行笔从容不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似全无法度,却极具法度,挥洒从容,游刃有余,真个是人也逍遥,书也逍遥,其笔意只能领悟,却无法摹仿。”

谈屈原、贾谊、怀素,让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想起辛弃疾,不能不想到那气似奔雷,雄深雅健的词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以及“溪头卧剥莲蓬”的无赖小儿。

辛弃疾锐意抗金,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绝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虽受投降派压制,仍雄心勃勃。孝宗淳熙六年,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整顿乡社,弹劾贪官,浚筑陂塘,兴办教育,影响颇大的事,是他在长沙“奏乞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辛弃疾选择五代马殷所建营垒的故基,创建新营,限期一月完成。时值秋雨连绵,所需20万片瓦无法烧制,于是他便下令两天内每户献瓦20片,给钱100文,20万片瓦如期凑齐。营垒所需石材量大,他则调集全城囚犯,到长沙城北驼咀山开凿,按罪轻重定量,凿石量多质好者可以赎罪。囚犯拼命取石,所需石材也如期凑齐。营垒筑成,则募步兵2000,马兵500,皆壮健勇武之士。辛弃疾又派人到广西购战马500匹。骏马强兵、兵器精良,并加以严格训练,飞虎军士气旺盛,骁勇善战,大有辛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气势。此军维持了数十年之久,金人称为“虎儿军”,十分畏惧。

或许因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在词家争斗秾纤,珠圆玉润,四照玲珑之时,辛词却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其不平之鸣,随处辄发的英雄语,抚时感事,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其词虽也间作妩媚语,也是豪迈中见精致。所谓“词人合一”,词豪,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

然而,屈原投水,贾谊年仅33岁便忧伤成疾而死,怀素又把自己给了酒和艺术,人已与冢中的笔无异。辛弃疾呢?任湖南安抚使仅一年,便被调离,其痛楚惜别,曾写下“盈盈泪眼”、“日暮行云无气力,立尽西风雁不来”的忧伤愤懑之句。

或许,这些早年致力于经邦治国、兵马戎机的艺术家,以其忧国忧民的作品和身体力行的政绩,孕育了湖湘文化最早的胚胎,亦养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湘人精神

湖南近代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则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清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左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和副市长颜克初谈及湖南人士鼎盛的原因,他也讲:用穷来解释,恐解释不通,国内有更穷的地区;用富来解释,也解释不通,有比湖南更富的省份;用好斗来解释,也不准确,好斗者湘人远逊于边地民众。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究其原因,应首推源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熏陶。颜克初告诉我,随便找一个不识字的湘南老宿,他会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慈禧太后,说得头头是道。湖南人聪明,他父亲早年曾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向朝廷纳粮,由澧水下洞庭,经水路到京城,由于历时太长,皇粮成了霉米,于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纳钱、不纳粮的主意。可这样的大事如何向皇帝开口?湖南的新科状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经的路口用蜜糖写了“澧州粮米可免”6个字。皇帝出恭,看路旁蚂蚁堆成了字,顺口念了出来,语音刚落,暗隐在侧的状元便跪下谢恩。说传说真实性如何且不论,但湖南人的聪明才智从传说中便可见一斑。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

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说起来,拼斗之惨烈,气贯霄汉,用血与火照亮历史,撼人心魄者,要数宋末知谭州、湖南安抚使李芾的壮烈殉难了。

德祐元年七月,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南下,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城内空虚。李芾临时募兵不足3000人。九月,城被围困,李芾亲冒矢石,与诸将分兵死守,城中百姓亦纷纷助战,日久,矢尽粮绝,李芾令百姓集羽扇造箭,抓雀捉鼠充饥。将士受伤,芾亲临抚慰,元兵派人招降,当场诛杀以示坚贞,部属皆同仇敌忾,誓作殊死战。

城死守百日余,援兵不至,危在旦夕。长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便积薪扃户,举火自焚。邻人来救,但见尹谷正冠端笏危坐于烈焰中。李芾得知,感叹不已,洒酒祭奠。当日正是除夕,李芾留宾佐会饮,众人皆悲愤刚介,誓与长沙共存亡。随后,李芾召来帐下部属沈忠,给他一些银两,令他处死自已一家。沈忠无奈,怀不忍之心先将李芾全家人灌醉,然后逐个杀之。共一十九人,李芾也从容就戮。沈忠放火焚烧了知潭州府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继而跑到火场,放声大哭,自刎而死。城破之后,与李芾协力守城的安抚司参议杨霆则跳水自尽,妻妾奔救无及,也一道殉情。其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兵搏杀,破城后大部分都献出了生命。

近代史中,最令人尊崇者,当首推谭嗣同,这位长沙浏阳人,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伟大献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万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反袁护国、“再创共和”而彪炳青史的蔡锷,是他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中最年幼的学生。

谭嗣同虽对光绪帝抱有很大希望,幻想通过皇帝的支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其骨子里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憎恶。曾言:“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直斥“君为独夫民贼”。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视为“大盗”,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乡愿”。认为正是这些“大盗”与“乡愿”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才形成了一张“尽窒生民之灵思”的封建天罗地网。他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凛然气概,慷慨赴死。

粱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并指出:“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动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

戊戌变法,湖南是唯一积极推行光绪帝新法诏令的省份。正如毛泽东早年所指出的,“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变法失败,唐才常1900年在两湖地区发动自立军起义,又惨遭失败而壮烈牺牲,“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一些著名烈士,皆为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的高材生。此悲壮的一幕,开启了辛亥革命的先声,湖南的大批维新志士,很快与康有为、梁启超决裂,投身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

自立军起义失败10年之后,辛亥革命终于在两湖地区首先爆发和成功,绝非偶然!这与湖南源远流长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最新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