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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一）恍然间，我已过了而立之年，那在外婆怀里撒娇的光景还恍如昨日，原以为过去的点滴记忆早已湮灭在岁月的长廊中，然而在辅导侄女功课时看见课本上那三个不知留级了多少次的熟悉人物，抑或偶尔抬头端详路边那过了二十余年都没变的陈旧广告牌时，抑或路过幼时曾与同学嬉戏过的狭小弄堂时，过去的记忆顷刻间像老式黑白电影那样快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记忆是那样的深刻、精确。

今年月某日下午，天气阴冷，炸物店里生意冷清，我把看店的工作交给妻子，抱着裹着厚实外套的女儿准备去店外透透气。由于女儿未满周岁，体质羸弱，受不得风寒，我本不想离开太远，准备在店门外待一会就回去。

刚出店门，我就清楚地看见距离我的炸物店仅仅只有两条小街的小学校门外，聚集了至少有上百个上了年纪的男女，路边和人行道上已然驻满了电瓶车。看着这一幕，我不禁想起我小时候，那时放学可没有多少家长来接送，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全职工，哪有时间来接孩子放学啊。

我越想越远。小学时期，我和同班四个男生关系最为要好，其中一个更是与我交情匪浅，从幼儿园到初中，我们都是同班，随着高二时他搬了家，我们便渐行渐远，直至断了联系。他家的旧居离我的炸物店相距不过一、二百米，我望向不远处那片布满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矮旧私宅的区域，突然想去看看他的旧居。我帮女儿紧了紧领口，随即向那片私宅区域走去。

走到弄堂口，眼前的景象与我记忆中的光景渐渐重迭了，时光似乎在这片私宅区域内停滞了，而随着我再一次走入这个已有近二十年没有来过狭隘弄堂，我彷佛又成为了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人。

记得小时候，每当妈妈和外婆下班未归，我总会独自一人走上十来分钟来到他家楼下，两手放在嘴边作喇叭状，用稚嫩的嗓子喊着他的名字，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把头伸出窗外响应我的呼唤。那时可供孩子玩耍的娱乐场所很少，我和他除了偶尔在弄堂里打会儿羽毛球之外，更多时间则是漫无目的地做些恶作剧以此来满足我们那小小的恶趣味，比如说偷偷把停放在弄堂里的自行车的轮胎气给放了，虽然我们那时年龄尚小，但也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所以我们从不会在他家所在的弄堂里干恶作剧，而是跑到附近的弄堂里专挑那些一看就是长期无人骑的自行车下手，仅从这点来看，我们那时还算是比较有良心的小坏蛋。

走在这个幼时经常来的弄堂里，我思绪万千，原本有些澹去的回忆也悄然明晰起来。我仰头看向弄堂左侧的二层小屋，当年这栋小屋二楼向南的木质窗户里，总有一个留着花白短的苏州老太太趴在窗沿上笑呵呵地看着楼下四处嬉闹的孩子们，而如今窗户仍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但那扇总是敞开的窗户却闭上了。

驻足片刻，我抱着女儿继续向里走，这里除了在原先的一处空地上新建了一栋非机动车停放屋以为，其他一切照旧。我左顾右盼，将这个原先从未仔细探究过的弄堂欣赏了一遍，这处不大的弄堂被我走到了头，站在了幼时好友的旧居外，看着昔日涂刷着白色涂料的墙壁如今长满了藤蔓，二楼窗外晾晒着往下滴水的工人装，我忽然有些意兴阑珊，追寻过去的斑驳记忆真的有意义吗？

逗留片刻后，我转身正欲离去，突然那被藤蔓遮蔽大半的墙壁一角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抱着女儿跨过胡乱堆放在地上的建筑垃圾，用手撩开了质地较硬的藤蔓，涂刷着白色涂料的墙壁表面早已泛黄，边缘处已然剥离，可能是藤蔓的遮蔽作用墙体涂料层大部分保存完好，墙体中央留有五个高低不一的清晰小手印。看着这些小手印，湮灭的记忆渐渐複苏。

那应该是生在年的盛夏，我和他在弄堂里嬉闹的时候，不知是谁提起了灌篮高手中的剧情，聊到最后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比谁跳得高，墙上的五个手印就是当年我和他争强好胜所留下的印记。

盯着最高的那个手印，我有些愣神，没想到当年我竭尽全力才摸到的高度仅仅只在我如今额头的位置。我伸出左手覆盖在了那个小手印上，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我与那个熟悉中带着一丝陌生的孩子产生了越时空的无言对话。

追寻过去的斑驳记忆真的有意义吗？那时的我，忽然有了些许感悟，正是那一段段或清晰或模煳的记忆才造就了现在的我，假如失去记忆，我还是我吗？

有感于此，我才想将过去的记忆通过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以此跨越时空告诉未来的我，你是由一段段记忆碎片所组成的！切勿忘记过去！

＊＊＊＊＊＊＊＊＊我出生于上世纪o年代末上海的一家小康家庭中。在度过动乱的o年代，以及经过胡耀邦主席的拨乱反正，o年代中后期的上海经济已然恢複了几分元气，上海市政府也放开了外来人口限制，大批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也随之成群来到这座城市，这一举措给之后的上海带来了无法预估的后果。

尽管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正因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城市的平衡也随即被打破，参差不齐的外来人员让上海的犯罪率在短时间内大幅飙升，盗窃与诈骗桉件充斥纸媒，一时间上海市民人人自危，一种思想逐渐蔓延开来。当时，某些上海人往往偏激地认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潜在的犯罪者，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们，无论他们是善是恶，都将他们一概论之。但这样的思想在随着外地人与上海本地人的不断交融中失去了话语权。

事实上，除了某些来上海准备捞一笔不义之财的人，大部分的来沪人士都很勤劳，至少比上海许多本地人要勤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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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国家分配工作，习惯了定点定量的工作，他们当时或许根本想不到未来会出现个外地人同个上海人竞争一份工作的情况。当时上海本土的国营企业为了保护上海本地人的权益，只会把％－o％的工作岗位留给外地人。而私营企业则不然，他们开始大幅增加外地员工的比例，因为那些外地员工比上海员工更勤勉，更具拼搏意识。我那作为私营业主的父亲，同样更热衷招聘外地员工。

我的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岁入伍，参军年，长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他坚忍、豁达的性格。退伍后，他在原上海市南市区开了家茶叶外销店，开店初期由于老战友们和邻居们的捧场生意很快就步入正轨，虽不能说日进斗金，但茶叶店每月的盈利是当时我那身居国营企业经理的母亲的月薪的o余倍。但这样的日子在我岁那年宣告结束。

我父亲在参军期间便极为热衷慈善，即便是退伍后也会每个月捐些善款以及每三个月献血一次。

在年那年，我父亲在外地供货期间在一个流动献血车上献血后染上了乙肝，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染上了乙肝，在回到上海个月后，他经常感到四肢乏力，去医院体检才查出患上了乙肝，直到那时他仍不知是如何患上乙肝的，听医生说血液传播是乙肝的主要传染途径，他才开始怀疑是否是两个月前外地献血的时候染上的，向当地的商人朋友询问后，才得知当地的流动献血车已经被纸媒曝光了输血设备不净等安全问题。

医生建议我父亲不能劳累，得长期静养，但他并不想放弃经营多年的茶叶店，也不放心由外人托管茶叶店，尽管家人、亲戚都反複劝过，但他始终坚持亲自批货、供货。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乙肝患者而言过于辛劳，仅仅两年后我父亲的乙肝就恶化为肝癌，查出时已是中晚期，医生对病情的预测是最多半年，可我父亲却整整撑了两年零七个月，代价则是花了o馀万，要知道o多万在当时的上海内环内足够买一套o平左右的沿江一手商品房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商品房这个概念。

时至今日，我对我父亲的记忆已然模煳，只记得每当我没有按时完成作业，他总是强撑病体拿我外婆做包子时用的细短的擀面杖故作凶狠地击打我的屁股，说实话击打的力道很轻，也不知是心疼我不敢用力，还是由于病魔的摧残致使手上无力。虽然对于父亲的记忆澹去了，但他的面容我始终不忘，因为父亲的相框至今还一层不染地摆放在母亲的床头柜上。

母亲比父亲小岁，父亲极宠这个小娇妻，每当从外地批货归来，他总是不顾我和外婆是否在场，拦腰抱起母亲就在客厅里转上几圈以示亲热，直到母亲不好意思了，用手拍拍他的肩膀，父亲才把她放下；长年的军旅生涯导致父亲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早晨点o分起床，然后骑自行车去豫园为一家人买早餐，有时没买到母亲最爱吃的粢饭团，他会再骑上o多分钟去董家渡买，尽管到家时粢饭团已经冷得硬，母亲依旧笑容不改地说声：“谢谢！”

后来，父亲患了肝炎，当他从外地批货归来，想向以往那样拦腰抱起母亲，但他却抱不动了，这时母亲会环臂抱住他的腰，而外婆则会默默地牵着我的手带我离开客厅。父亲的肝炎恶化为肝癌后，自行车也骑不动了，买早餐的任务就由母亲和外婆接手轮流包办了。

得知父亲死讯的那天，我正在学校上美术课，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画了一朵向日葵，在上色到一半的时候，老师突然让我去校门口的门卫室，说你外婆来接你。

等我再次见到父亲时，已是在西宝兴路火葬场停尸间里了。父亲是死在家中的，医院不收死人，所以母亲只能让殡仪馆的专车直接把父亲拉到火葬场。

当我和外婆赶到停尸间外时，时年岁的我根本不知道生了什么，只记得当母亲看到我和外婆时，她哭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停尸间里空间很大，进门右边靠墙摆着一大排形似不锈钢材质的大箱子，而且是上下好几层摞放的，左边贴墙放着一张床，一看就是看守停尸间的那个老头睡的。

看守停尸间的老头见我和外婆到了，就让我们三人站到指定的停尸箱的旁边，他从墙上拿下一大把串在一起的钥匙，用配套的钥匙打开了我面前的停尸箱外面的锁，当时的我依然不懂这意味着什么。老头打开停尸箱外面扣链门的一瞬间，一股冷气扑面而来，老头握着圆柱形把手，从箱子里面拉出一个类似担架的不锈钢材质的轨道床，担架上面摆着一个如今我已经忘了颜色的大包裹。

但当时我的注意力并不在眼前这个大包裹上，因为我的注意力全被停尸箱里面的情景吸引了，通过被老头拉出来的担架的洞口，我可以看到洞口里面上下左右都有类似的担架，而且左右两边的担架上都摆放着一个和我面前差不多类型的大包裹。

老头之后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小朋友，看看你爸爸！”

爸爸？我看了看老头，见他朝我努努嘴，于是我向他示意的方向看去。只见老头拉开了我面前大包裹上面的拉链，一个被冻得略微变形的面容出现在我眼前，可我依然能认出他。

我看向母亲，我非常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爸爸睡在这里？”

其实当时我已经猜到了，因为之前家里的小乌龟死了，它一动不动地躺在深深的鱼缸里，那是我第一次从父亲的嘴里知道了什么叫死亡。死亡就是永远地睡着了，这只小乌龟再也醒不了了。看着眼前的父亲，我当时心里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父亲也像那只小乌龟一样再也醒不了了。

其实，当时我对父亲的死没有感到丝毫悲伤，更别提哭了，当父亲再次被推入停尸箱内的时候，我向母亲问了一句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爸爸睡在里面不冷吗？”得来的只是母亲的哽咽。

直到又过了几年，当我真正明白死亡的含义后，我才感到难以言表的悲伤，每当家里没人的时候，我会经常到母亲的房间里看着床头柜上相框里的父亲，怀念着小时候父亲总是不顾我的反抗用胡渣扎我脸，怀念着调皮时父亲用擀面杖不痛不痒地击打我的屁股，怀念着父亲总是不顾母亲的反对偷偷带我去新世界买玩具，任由泪水划过脸庞。

到初中时，我已不会再轻易看着父亲的照片偷偷流泪，因为我已经渐渐习惯父亲不在的日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