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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好想按照你留的手机号码给你打个电话。

好几次，拨了一半号码，却还是终止了。

此时此刻，你还在写作吧？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

五、廷生的信

宁萱：

要是早知道九月六日是你的生日，我会提前寄一份礼物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要是知道九月初的那段时间你在北京，我会去你住的宾馆看你。见总是比不见好。我相信，见面以后，我们都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文字与我们本人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喜欢对方的文字、喜欢文字背后的灵魂，也会喜欢对方的人。

与你丰富的阅历相比，我只能算是&ot;白纸一张&ot;--从重点小学到重点初中，从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然后继续上研究生。确实，跟你的猜测一样，我一直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这套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但我却成了它最激烈的批评者。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错位。

前几个月，我在&ot;水木清华&ot;的论坛上，与一个网名叫&ot;捕快&ot;的朋友有一次长达将近一个通宵的&ot;对决&ot;。那次辩论在论坛上倍受关注，被形容为&ot;西门吹雪大战叶孤城&ot;。

对方代表的正是那种直线思维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教育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成长，接受了所有既定的观念。在我们激烈辩论的许多问题当中，就曾经谈及批评者的立场问题。

当时，&ot;捕快&ot;在网络上反问我说：&ot;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你也许还在扫大街。高考制度改变了你的一生，你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批评它？&ot;

在网络上，这样强词夺理的论调十分风行。我回敬他说：&ot;我以受益者的身份反戈一击，正说明我的观点超越了我的现实利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立场，他的判断不应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而应当站在更大多数人群的基本利益那边。如果说每个人都被自我的利益所控制、所支配，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些与俄罗斯帝国为敌的贵族革命者呢？&ot;对方哑口无言了。

我不喜欢网络上骂骂咧咧的氛围，不喜欢那种毫无节制的、&ot;无知者无畏&ot;的语言暴力。网络上的青年们都很&ot;爱国&ot;，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这一代青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使用的是&ot;文革&ot;遗留下来的那套语言和思维方式。我称他们为&ot;网络义和团&ot;--在诞生于西方世界的网络上毫无理由地辱骂西方，多少有些滑稽。

我很少加入到网络论坛中去。在我有限的几次加入讨论的时刻，我力图营造一种&ot;有话好好说&ot;的气氛。不管对方多么粗暴无礼，我依然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对他彬彬有礼。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标识。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权力上的&ot;平等&ot;--大家开始拥有了某种相对平等的身份，仿佛坐在一张虚拟的圆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来。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生命体验上的缺陷，&ot;从校园到校园&ot;的单薄履历，必然导致与外部现实生活的隔绝。这种隔绝，对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却是致命的伤害--书本是苍白的，离开了生活的源头活水，写作将陷入危机之中。

鲁迅先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学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否则，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当地许多一流的大学里去教书。然而，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然深刻体会到：日益僵化的大学体制对知识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具有无形的伤害。他不愿继续被这种体制所伤害，于是选择了自由的、也是艰难的独立写作者的生涯。他的创作也就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离开北大，去寻找更加广大的生活空间，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现实生存。尽管许多师长和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我不恋栈北大，尽管在它温柔的羽翼下，我将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安宁和静谧。但是，我更愿意独自去承受外面的风风雨雨。

北大仅仅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驿站，而不是终点。

前两天，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刚刚搬进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个名叫稻香园的小区。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楼房有些陈旧了，但环境倒还安静。

书籍还来不及上架，每次搬&ot;家&ot;--其实一个学生哪里有什么&ot;家&ot;，有的只是几十箱子的书籍--的时候，书籍总是让我最头痛的&ot;财产&ot;。几千册的书并不算多，但仅仅是装它们的箱子，就得找几十个。

搬家公司的工友，早先听说我没有任何电器家具，还以为遇到了一件轻松的工作，没有想到移动这几十箱子书，比搬运一个大家庭的物品还要累。

这些搬运工人，一听口音，都是我的四川老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比我岁数还小，却已经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告诉我，搬家的收入每次都是公司得&ot;大头&ot;，因此他们每人每次只能得五块钱。这让我感到震惊。看到他们累得汗如雨下、气喘如牛的样子，我赶紧背着带队的工头，悄悄地给他们每人加了一点工钱。虽然我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我毕竟还有一点点能力帮助这些来自遥远的家乡的青年--至少能够让他们开心地吃上一顿红烧肉。

我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钱的农场主卡尔布？萨瓦尔的女儿决定跟拉比？阿基瓦订婚了。阿基瓦当时是一个穷羊倌。当她的父亲听到这个婚约时，他发誓再也不给女儿一分钱、一份遗产。

这对年轻人冬天结婚了。他们很穷，晚上睡在稻糙上。&ot;要是我能够买些装饰品多好，&ot;阿基瓦捡下他妻子头上的稻糙说：&ot;我将给你买一个带着耶路撒冷图片的金的装饰品。&ot;

一天，先知艾利加来看他们，他乔装成一个凡人。&ot;给我一些稻糙吧，&ot;他在他们门外喊道，&ot;我妻子快要生产了，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躺下。&ot;

&ot;你瞧，&ot;阿基瓦对妻子说，&ot;我们以为自己很穷，可还有一个连稻糙都没有的人呢。&ot;

那么，我们也算是拥有稻糙的人吧，我们还有几分能力帮助那些没有稻糙的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我相信，像我与你这样的人，会把拥有稻糙也作为一种幸福的。

古犹太哲人莱维说：&ot;如果你想拯救一个人于淤泥之中，不要以为站在顶端，伸出援助之手就够了。你应该善始善终，亲身到淤泥里去，然后用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这样，你和他都将重新从淤泥中获得了新生。&ot;他的话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