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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钱杭邻里情（第1页）

人生在世，苦乐相伴。

乾坤旋转，月有圆缺。

当1971年的时令进入8月上旬的初秋时节，“秋老虎”像是要吃人似的把狠辣的阳光投射到地面上。此时，趁着农闲“挂锄”，腰杭二队郭福和沈玉堂队长应继父之请专门安排盛会军、段维佳、吕大、吕二等一帮小伙子来我家帮着“叉房框”盖新房来了。俺家3间新房选在了盛会军家东院。此地原来是学校老操场，西距大队部和供销社也就300来米，位置相当不错。

当时，腰杭本地有一“旧俗”：即无论谁家“娶亲”或“盖新房”，邻里乡亲都得伸手，不能瞅笑话，“有钱出钱，没钱出人”。但有一条，盖房“叉房框”时，主人家须得“好吃好喝”地管够。腰杭二队的人都知道我继父是挣工资、吃红粮本的，好吃好喝的肯定能管够。所以呼啦一下来了33个人。就连平时好吃懒做的“黄六子”也腆脸加入了叉墙的行列。继父在接人待客方面历来是非常大气的。正如老话所说“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更何况人家黄六子是主动前来“捐工”的。

“叉房框”的聚餐点就设在盛会军家。总掌勺的是盛会军“小眼巴鸡”视力不是很好的父亲老盛头。盛会军的母亲不到50岁的年纪，眼睛也是“瞎模糊”地，患有“面部肌肉抽搐症”，每说完一句话嘴角都会抽动一下。为了忙活这两天的伙食，盛会军的5个妹妹中，年龄稍大些的大、二、三也都加入了改刀备菜炊事组。为了备好伙食，我跟继父可忙欢脱了。为此，我们还向沈玉堂队长请车去莫莫格买回了猪肉、牛肉、羊肉，大鱼和各样青菜。保证了四顿大餐让大家调方地管够吃。

老话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再看那些前来“捐工”的人，也真的没有辜负这两天的“鱼肉伺候”。在盛会军的有效组织下，他们把房框叉得非常漂亮，堪称腰杭建房“标杆”。为了犒赏全体捐工人员，继父给第二天最后一次大聚歺又加了“生拌狗鱼”和“烤全羊”两道硬菜。同时他还把大队张君书记，王占山队长、会计赵俭、公社驻村武装部长盛广德、村医陈国顺及二队郭福、沈玉堂两位队长一并请来单摆了一桌。在晚歺开始前，继父搀着怀孕显怀的母亲站在盛会军家当院的中央满怀深情地说道：

“腰杭二队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于海生最高兴的一天！是你们的无私帮助才让我们在腰杭有了新家。为此，我要代表全家向郭沈两位队长和前来帮工叉房框的小伙子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接着，继父与母亲共同转身面向三个不同方向鞠躬致谢！

晚歺开始了。所有的人都吃得“甜嘴巴嗒舌”。大约酒过三寻以后，硬菜“烤全羊”上桌了。这时继父端着酒杯拉着母亲开始挨桌地给大家敬酒了。当他俩走到“黄六子”那桌的时候，黄六子喝得虽然舌根有点硬，但说话还没走板：

“于…于大…大哥，还望你…大人不…不记小人过！兄弟今…今天向你赔…赔不是啦！”

只见继父啥也没说，眼含泪花一仰脖把端着的一杯酒?了个“底清”。在场的人顿时给继父送来了一阵掌声。

这两天也许是太过操劳的缘故，怀有6个月身孕的母亲突然感到腹部有些不舒服。母亲表情上的微妙变化却被端着放有酒壶托盘跟在继父和母亲身后的老邢二姑娘发现了。只见她立马上前单手搀起我母便走向她自家屋里去帮找休息的地方去了……

稍事休息的母亲在喝过由村医陈国顺交待老邢二姑娘（名字已记不得）沏来的一碗“红糖水”后很快就舒缓过来。原来那是孕妇常见的一种“低糖反应症”。而头脑机灵，眼里有活儿，特会讨人喜欢的老邢二姑娘则正是凭着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才填补了淑峰姐不在身边的“贴心小棉袄空缺”。打这以后，特别是当我家搬进新房以后“老邢二姑娘”自然就成了最受我母亲待见的唯一本地姑娘。

那一年，“老邢二姑娘”年方15，大我2岁，是腰杭姑娘堆里最“拨尖”的一个。她头脑聪明，容貌美丽；她性格倔犟，但不乏正义感；她文化不高，但能说会道；她善良真诚，却从不扭捏作态。她有一哥邢会军时年22岁；一弟“小江子”跟久章一般大。此外，她还有一姐三妹。就天赋条件而言，老邢二姑娘本是“可塑之才”，但令人遗憾的是因她托生在一个尤为“重男轻女”的家庭，故而她才成了一位命运十分可悲的“灰姑娘”。

该死的老天爷可真的会捉弄人。一切都像赵剑老丈母娘预感的“天作有雨、人作有祸”一样，时间刚进八月，老天就象一头发疯的公牛任着狂野的性子连下了五天瓢泼般的大雨。致使整个镇赉东部“七乡一场”一时成了“一片汪洋忽见”的“水天泽国”。恰在此时，令人更加恐怖的“嫩江洪峰”也来凑热闹了。为了防控嫩江洪峰漫堤危及镇赉东部“七社一场”几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所有的男人都倾巢出动前往五家子大壕“护堤抗洪”；所有的女人则留在家中连夜蒸烙“干粮”提供“后勤保障”。当时抗洪形势相当严峻，就连时任分管国家抗洪抢险的副总理和省委主要领导也都来到五家子大堤进行现场指挥。当时，民间到处疯传一条十分恐怖的说法：即一旦嫩江最高等级洪峰给大庆油田造成威胁，国家防总可能会向镇赉县境炸坝泄洪。就在嫩江最后一道洪峰通过镇赉县境那个大雨滂沱之夜，长达几十公里的五家子防洪堤上，人们通过手拉手组成的一道“人墙”，终于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巨浪的拍打。子夜12点，最严峻的时刻到了，大家抱定跟防洪大堤共存亡的决心齐心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终使最后一道洪峰顺利过境，没有对镇赉东部七社一场造成大水漫罐，保住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见洪峰过境后指挥部用高音喇叭正式发布了：“抗洪抢险已取得最后胜利”的喜讯时，所有的人都兴奋地跳了起来。他们有的相互击掌庆贺，有的和解放军官兵相拥而泣，有的跳入水中撒欢儿……，整个大堤竟然在瞬间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的确不假，1971年8月初的“强暴雨”，虽未给镇赉东部“七社一场”百姓生命财产造成“灭顶之灾”，但却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连片的平地和低洼地严重时平均水深达一至三米，使沿江、大屯、莫莫格、五棵树和东方红“四社一场”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水乡泽国”。好在所有的村屯都建在凸起的高岗上，没有危及栖身之所，故也就没有暴发灾民成群结队出走逃亡的悲惨场景。

说来也怪，腰杭乃这个屯子雨过天晴的第三天，环望屯子四周还是白茫茫的的连片水天泽国呢！可到了第四天一看积水竟然全都退去了。这种情况对于腰杭人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说它好是洪水退去便于明年恢复农耕生产；说它不好是因为洪水退去没能给大队留下几方用于发展“芦苇、小叶樟”和“渔业生产”的天然“泡沼”。由此可见，在这方面大自然也是很偏心的，倘若它能像前少力、英台、茨勒营子、毕家岗子拥有那么多泡沼“以渔为业”的话，那么村民的生活境况就一定会更好些。

在1971年的大洪灾面前，东方红国营农场要比大屯、五棵树、嘎什根、丹岱四社幸运多了。原因是东方红一至六分场都是大面积机械化播种、收割“春小麦”，且已在洪灾暴发前完成了小麦的收割、晾晒与入库，农耕生产算是彻底躲过了一劫。而相比之下，四社的三十几万群众就只能靠吃国家的“反销粮”勉强度日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我家己搬进新房又半年过去了。此时的母亲身子越来越重，就连上炕下炕都很是吃力了。而偏偏就在这时，继父竟被公社郝俊丰书记抽去和腰杭大队张君书记一道去省城长春市“变压器厂”给腰杭大队采办整体安电器材事宜。此时，由于继父的不可替代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故我们全家在腰杭的“人权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首先是他在腰杭二队的劳动改造变成了专职为大队跑“采购”，且是受公社革委会郝书记委托；其次是我家被指定公社驻腰杭工作队的“派饭店”，陆陆续续的县社干部开始走进我们的家门。如郝书记、宋财主任、盛广德等竟成了我家的常客。

考虑到我母亲分娩日益临近，加之继父又总不在家，所以张君书记又责成二队郭福队长把“老邢二姑娘”派来我家一则为帮忙做饭，二则为照顾我母。于是从1972年元旦开始，老邢二姑娘便出现在我家的生活圈。白天来我家做饭，晚上回自家过夜。在此期间，尽管老邢二姑娘来我家带有“公派”性质，但不明真相的人还是妄口八舌地给她制造了不少的“流言蜚语”。都说她动机不纯，是想要把自己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方法嫁给当时只有14岁的我做一个现代“童养媳”。

其不知，当老邢二姑娘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后，她表现出异常镇定的样子，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予理睬。

眼下，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想站在永远感念当年那位不幸女孩的角度对她当时的内心世界做出恰如其分的解剖与诠释：

首先，必须承认她在内心是深深地爱着我的。自从她非常有心地在“叉房框”那次晚宴上把我母亲搀进房中休息那一刻，她就把自己陷入了对我的“单相思”中，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方面，她的家人全都是举双手反对的。其中尤以他的父亲老盛头和母亲反对更甚（是我30年后才知道）。她父母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嫁给我怕收不到“彩礼”耽误了给儿子娶媳妇。就为这，倔犟的老邢二姑娘跟父母吵翻了天，依旧要“一条道跑到黑”。说句实话，此时的她已经把自己完全放进了永远都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梦境里……

其次，是她只相信“契而不舍，金石为开”这个人生理数，却忽略了男女两人个性差异和婚姻的“缘份属性”。这一点才是“老邢二姑娘”命运极具悲剧性色彩的“根源所在”。

再次，她没有读懂母亲的心。其实在我跟母亲二人之间，有一点她“赌”对了。我是孝子，只要过了母亲这关事就算搞定。但她错在没能读懂深藏在我母亲内心深处的“门第观念”。换言之，她高估了自己，看低了我母。

第四，我与老邢二姑娘之间只有尊重没有情爱。因为在我的感情世界里我早已把她“锚定”为自己特别尊重的一位姐姐。正因如此，彼此在很长时间的相处过程中才没有“越雷池一步”。

冲灯说话，老邢二姑娘是绝对有恩于我们这个灾厄连连的家庭的。我跟母亲对她的那份愧疚将永存在心。因为我们对这位不幸的女人将永远心存一份亏欠。

鉴于关乎“老邢二姑娘”的话题本书后续章节还将继续提到，故在此暂不赘述了。

屈指算来，我在腰杭乃小学总共上了两年半学。其中四年级半学期、五年级一学年，外加戴帽初中一个学年。这段学习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学业上有所长进，社会实践上得到锻炼，而且政治上还跨上一个“新台阶”（加入了共青团）。

常言道：“人生有三幸。一幸生养有位好母亲；二幸求学遇上好老师；三幸工作碰上好领导。”唠起这个话题来，我总觉得命运还是特别厚爱于我的。下面我要用多一点的笔墨讲讲我与小学恩师邢福山之间的故事：

邢福山老师，腰杭本地人，不到30岁的年纪。小个子，不胖不瘦，长得还挺白净，举止言谈带有很浓的书生气。上课时能用粉笔写一手漂亮的板书。他是个大烟鬼，每天进入课堂上课时都会从家里带来卷好的“蛤蟆头”纸烟。烟抽得最甚的时候，都能把坐在前排的男女学生呛得“咔咔”地直咳嗽。

看得出，邢老师对于多了我这位门下学子非常高兴。没过多久，就让我取代杜少臣担任了一班之长。当时学校的政治空气要浓过学习氛围。涉及学农学军的实践活动几乎取代了正常的课堂教学。针对这种情况，邢老师打心里不是滋味。但表面上他还得装出不敢忤逆学校的课程安排，故只能在暗中干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在他看来，学校是让孩子学习的地方，把课堂变成田园和练兵场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党的教育方针是相违背的。为此，他本着“学习知识与强化能力培养”兼而顾之的理念为我们班设计了三项活动：

其一是结合“学农学军”实践，开展了每月一次的“优秀作文讲评活动”。必须承认，这项活动使我本人受益非浅。活动期间我曾有3篇作文被做为范文进行讲评，不仅增强了我的写作自信，而且还帮我养成了勤动笔爱写作的好习惯。

其二是鼓励我们积极开展“校外时事政宣活动”。在这方面他每周都事先在报纸上筛选圏定报道内容然后让我们报道组用手持喇叭利用周三晚饭后，在村部中央广场搭建的广播台上对全体村民宣讲半个小时。此项活动，我们校外报道组雷打不动地坚持了整整一年。说句心里话，这种宣传到底效果如何？根本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即凡参加活动者的口语能力和政治素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其三是积极倡导促成我们在学校掀起了“学唱样板戏活动”。本项活动起初是最先在我班开展起来的，接着又推广到全校。在此期间，他曾亲任编导并推荐由我出任学校宣传队长。参加演出的学生都是四、五年级的。排的最完整的剧目是《智取威虎山》。我在剧中扮演杨子荣；同学盛贯财扮演座山雕；葛玉林扮演小炉匠栾平；杜少臣、邢福林、侯喜才、王生、张玉喜、沈洪昌、沈洪文、刘维新依次扮演八大金刚。这部剧排完后，曾先后在学校、大队部、小岗子、兰家堡和腰杭一、二、三队演出7场，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而后，我们演出队带着这一剧目还参加了大屯中心校的“学唱样板戏文艺汇演”并荣获一等奖。也正是由于这次活动取得的知名度，我还光荣地被确定为1972年度大屯公社革委会换届选举唯一上台参加主席团的“红小兵代表”。

凡是去过山东曲阜“孔府”的人或许都会记得一块过目不忘的扁额——“万世师表”。是的，邢福山老师则正是在我小学阶段以其特立独行的言传身教对我品行培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人类灵魂工程师”。尽管他因病已故去多年，但他对待学生宽容而不乏严苛，疼爱而绝不放纵的可爱的“大烟鬼”形象却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当1971年8月初的“大洪灾”过后，靠种地吃饭的腰杭乃人家家都愁得坐卧不安。幸亏这场“天灾”发生在新中国诞生后的1971年，且有各级政府及时发放“赈灾粮”兜底，才没让老百姓饿肚子。但这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当时，公社和大队号召各生产队必须打消“等靠要”思想，要通过自谋生路寻求自救。响应这一号召，全腰杭五个生产队都立马组建了“捕鱼作业”和“芦苇收割”自救队。用于捕鱼和冬季收割芦苇的“泡子”是县里从莫莫格乡“苏克马”专门特调给腰杭大队的。芦苇要在上冻后才能收割；鱼现在就可少量捕捞。为了解决镇赉东部四社的灾后扶困济贫问题，县政府还专门投入大量资金成立了用于转化“芦苇和小叶樟”的“纤维厂”。至于打出来的“鱼”卖给谁就靠各大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