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对张、杨训词时又说:&ldo;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是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rdo;
对于蒋介石被扣,陈布雷是同情的;对于张、杨这种兵谏的行为,他开始也认为是犯上。但是当他了解内情之后,又感到张学良并无作乱的意思,也没有&ldo;弑君&rdo;的企图,特别是亲自送蒋回来这一举动,陈布雷认为张学良态度磊落。可是现在要对张学良审判,他又感到不是滋味,他的书生气又发作了。&ldo;政治啊,政治!&rdo;陈布雷很烦恼,他感到这一切都像在做戏……
这一切都是陈布雷的内心矛盾,而对蒋的忠诚与正统思想的统制,对整个西安事变态度是完全依附蒋介石的思想的,而且竭尽全力在舆论方面为蒋介石做足了文章。
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1)
左舜生有一回忆说:&ldo;西安事变爆发,布雷于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后,过余寓长谈,对事变前途,表示充分忧虑,认讨伐与轰炸为操之过急;对冯玉祥态度更不放心;并告余曾力阻蒋夫人前往西安,已为所拒。余乃根据种种事实与理由,告以决无危险;盖张性冲动而顾虑甚多;张、杨临时偶合,决难同恶相济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实无加害于蒋先生之必要;蒋夫人能使紧张状态趋于缓和,有利无害;宋子文与张私人关系不恶,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布雷于余说亦首肯,但余视其出门时之面色,似仍疑
信参半也。事出非常,当时全国谁不焦虑?谁不悲愤?布雷先生对领袖一片忠心,虽感忧虑,却做了不少工作。如不同意《大公报》张季鸾先生运用某方的外交力量的主张。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室,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而要他在报上拥护中央讨伐立场,因此,《大公报》接连有四篇评论:12月14日《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提出三点:(一)须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宽容不咎之前提条件。(二)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维持大局;同时宜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今日为中国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试验,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16日评论:《再论西安事变》一文,再提出三点:(一)深望阎(锡山)副委员长以代表晋绥前方将士资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诚劝告,以图挽回。倘其有济幸也;其必无济,亦可使全国同胞,洞明真相。(按当时晋方态度不明)。(二)盼一般学术名流与全国纯洁青年,对此危机,应有贡献,应保持完整之中国,自力更生。(三)务应避免战祸。在京陕籍人士应设法与西安通信,邀同西安各界共同劝告张、杨,速复主帅的自由。末谓自12日起国家应付国际环境之地位,顿时减却其主动的力量,充其推演之极,可招致亡国之祸而有余。故吾人深望全国人士俱竭尽能力,共图减轻及缩小此非常灾祸之方法,而对上述三部分,尤望其速有所效之力也。第三篇为18日刊出的《给西安军政界的公开信》,并经广播与空投: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荡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件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动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家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样大错,你们心里或者以为自己的是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12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的人,在全国无党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