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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第1页）

图40　制作于4世纪晚期的罗马风格首饰盒，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君士坦丁九世&iddot;莫诺马库斯曾与一个叫斯克莱林娜的女人有过第二次婚姻，通过她与罗曼努斯三世&iddot;阿尔吉鲁斯结为亲戚，他像后者一样是拜占廷官僚贵族的成员。他潇洒地生活，潇洒地担任皇帝，无忧无虑地行走在鲜花之路上。[29]他没有对两位皇后进行任何限制，因为他名义上是与她们一起分享皇帝权力的，而她们与喜好愉快生活的皇帝一起挥霍着国家财富。对于邹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她变得更加宽容，对于君士坦丁九世相当公开地与其第二任妻子的侄女、美丽迷人且聪明伶俐的斯克莱林娜（sclera）的恋爱也无动于衷。这在民众看来却是一桩丑闻。皇帝的这个情妇被加封为专门为她量身设立的&ldo;塞巴斯特&rdo;封号，并安排她在所有宫廷典礼仪式上坐在两位皇后身边。当她去世后，她的头衔和地位同时被授予了一个美丽的阿兰人公主。

性格轻松，生活典雅的君士坦丁九世一定有极大的魅力，正是在这个时期，在瓦西里二世军事统治的强大影响逐渐消退后，出现了文化活动的新繁荣。引领时尚的首都官僚贵族们无疑是拜占廷帝国最有文化的阶层。皇帝周围聚集着一批真正的学问人，例如指导国家事务的首相君士坦丁&iddot;雷库德斯（nstanteleichudes）、杰出的法学家约翰&iddot;西非林努斯（johnxiphili-n）、著名哲学家米哈伊尔&iddot;颇塞罗斯。颇塞罗斯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他对当时的文化发展具有特殊的积极影响，但其政治活动极其不幸，其人品道德极其堕落。[30]他没有任何忠孝怜悯之心，但却始终会为其先人的宗教信仰深深打动，而那只是出于审美理论的考量。当雷库德斯集团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末期一度失势丢权时，颇塞罗斯竟因一时的心灰意冷而隐退江湖，过上了修道士的生活，与其好友西非林努斯一起进入修道院。但是其全部生活过去是而且继续保持与现实世界的事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世俗学问具有无穷的渴求欲望，他正确无误地观察分析其同僚和追随者们的动机，利用其知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作为作家和演说家，他是无与伦比的，在极为崇尚修辞艺术的拜占廷世界，他在这方面的娴熟技巧就成为锐不可挡、所向披靡的武器。作为政治家，他充分利用这些才能，确实也常常滥用这些才能，从而招致强烈的诟病。与此同时，这个杰出人物的智能受到充分肯定。其包罗万象的知识涵盖一切领域，使其同时代的人惊讶万分。他全身心狂热崇尚古代世界的智慧和文学。古典传统在拜占廷帝国从来没有完全衰退过，而颇塞罗斯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因为他是以直接的原创性知识为基础的。他不满足于研究新柏拉图主义，而是直接从史料中学习并了解柏拉图，故而使自己闻名遐迩，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对其同时代人，而且对子孙后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益处。他是最伟大的拜占廷哲学家和第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皇帝朝廷重臣的学者圈子包括颇塞罗斯、西非林努斯和雷库德斯，以及颇塞罗斯的老师、杰出的诗人和学者约翰&iddot;毛罗普斯，正是这些学者推动了重建高等教育机构。1045年，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大学，其中包括哲学和法学教员。哲学课程是以&ldo;三通&rdo;、&ldo;四艺&rdo;为基础的，课程提纲开篇即为语法、修辞和诡辩术，而后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最高级课程是各门知识的最终综合学问：哲学。该教授队伍由颇塞罗斯领衔，他被授予崇高的头衔&ldo;首席哲学家&rdo;。法律学院的首脑是约翰&iddot;西非林努斯，他被称为&ldo;法学督导&rdo;。一个新中心就这样建立起来，促进了希腊学问和罗马法的发展，这两者的保存和发展得益于拜占廷帝国。新建立的大学也具有重要的服务于现实的目的，它为国家输送了高水平的法官和行政官员。[31]

最近两个世纪，皇帝的尊严稳定攀升，结果使元老院只能缀作用，但是此时由首都那些通常拥有元老头衔和元老院席位的高官重臣组成的统治阶层不再只享有名誉职位。首都的官僚阶层更积极地设法成为政府的骨干力量，更多官僚获得了元老阶级的称号，元老阶级的大门也向更多的君士坦丁堡民众敞开。用此方法，统治管理体系的基础变得更加宽厚，新的因素逐渐致力于保持元老阶级的控制权。

[1]当小土地持有者越来越衰落时，大地产却获得了持续不断新的发展。到11世纪，中央政府越来越关注大封建地主的愿望，更加慷慨地封授这种特权。世俗和教会大地产贵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他们规避某些捐税，他们中最有权势的人甚至逃避全部税收和公共义务，在拜占廷帝国，这被称为&ldo;免税权&rdo;。这样，这些大地产上的农奴所应缴纳的捐税和义务就不再流入帝国的国库，而是被这些大地主截留了。除了免除纳税的特权外，这个时期还目睹了司法豁免权的开端：大土地贵族对其自己的佃户行使法官权力。这样，大地主阶级得以通过获得完全的免税权，逃避中央朝廷当局的管理控制，甚至帝国官员也被拒绝进入这类免税地产。

首都上层统治机构官员占据优势地位并不意味反对封建贵族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世俗和教会大地产贵族获得越来越多的特权，使他们自己的产业规避某些甚至全部税收和公共义务。[32]大地主阶级因此通过获得完全免税权逃避中央朝廷当局的管理控制权，甚至帝国官员也被拒绝进入这类免税地产。正是在这个时期，所谓&ldo;普罗尼亚&rdo;依附农发展起来。作为某些劳役的回报，地产被转手给有权势的拜占廷人进行经营（），连同转手地产上的全部收益。[33]&ldo;普罗尼亚&rdo;土地的获得不同于一般土地馈赠，后者由接收者在一定时间内占有，通常是终生占有，因此既不能转让也不能世袭。在更早时期，一些独立的教堂或修道院非常普遍地享有免税权，到了10世纪，某些地区的税收征集者征缴的收入也被转交给修道院，这笔转交的税款就是所谓的&ldo;恩赐&rdo;（）。[34]另一方面，世俗地主获得免税权的情况大体与早期拜占廷阶段的情形类似，而与中期拜占廷黄金时代的中央集权情形不同，当它再度于11世纪出现时则标志着中央集权的衰落。[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