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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旭文接过皮套子。果然，左边的塑封里放了那张照片，右边什么也没放，可左边明显不合理的比右边厚了太多。他说：“会不会是照片后面还放了什么东西？也许不止一张照片？”戴嘉雨说：“我想把照片取出来，可估计是时间长粘住了，怎么都弄不开。”黎旭文去旅社前台借了个针线包，用里面的针一点点把已经粘住的封口挑开。戴嘉雨伸了两根手指进去，慢慢地摸了一个东西出来。看起来像是一张叠起来的纸。打开一看，是一封已经被压得很平的信。信封上写着“请邮：纯江市机珉路875号2号楼一单元孙玮晴（收）”寄信人的那一栏里写着“念栀”。戴嘉雨慢慢地把已经薄如蝉翼的信从信封里抽出来。“小晴，你好！最近家里的事特别多，所以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别生气啊。其实最近我得知了两件事，第一，我妈妈的妈妈病了，好像很严重。（这样叫她是不是有点过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叫她外婆）我这几天在考虑要怎么开口让奶奶同意把妹妹接回我们这边来。第二，我觉得我爸爸一定是出事了。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国外寄来的信，信封上的地址都是用英文写的。奶奶接到信后脸色大变，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里面待了很久才出来。虽然整个晚上她掩饰得很好，可我还是注意到了她像是哭过。后来我趁她出门的时候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找了很久，才在一个小抽屉里看到了那封信。那封信看起来像是告知信之类的公函，是用电脑打印出来，不是手写的。上面的英文我不太懂，但是信里好像有我父亲的名字。我对我父亲了解不多，我知道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对他唯一的记忆就是我六岁那年，他要再次离开我们回到海上之前，曾带我去游乐场里玩了一个下午，他给我买了一个大大的棉花糖，我吃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看着我吃，然后他笑咪咪地说，真是爸爸的小乔治。我问他那是什么？他笑着摇了摇头，几个月后，家里收到了他从国外寄来的包裹，里面有本卡通书，封面是一个穿着一身黄的男人和一个小猴子，因为里面都是英文，所以我也看不懂，就一直在书柜里放着。直到上了初一，开始学英文，我拿着书找到英语老师。她看了封皮一眼就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好奇的乔治》，我问老师，乔治是封面上的那个男人还是那只猴子。老师翻了几页以后说，是猴子。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谢过了老师，我马上就拿着书离开了。（我想你是明白我为什么会脸红的，我的秘密只告诉过你一个人。）这些年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爸爸了，每次问起奶奶，她也总是说爸爸在国外的工作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回来。再追问她就会生气。但这次我觉得那封信很不对劲。我下次要想办法把那封信拿出去复印，然后再去问问我高中时的英文老师，也许就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整封信都在说我自己的事，也忘记了问你怎么样？你和你对象的事，有没有和家里人说？一定来信告诉我啊！祝好！栀1993年5月17日”这封信让戴嘉雨完全摸不着头脑。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皮套，更没有见过这封信。可皮套子里装着的，又确实是戴勇刚和自己的照片。戴勇刚没有什么朋友，和周围的街坊邻居的关系也都是淡淡的，不存在这个照片是别人保存的可能。她把信又从头到尾地看了好几遍，后来干脆把信封和信都铺平，用手机拍了照，时不时就会把照片找出来，用手指在屏幕上拨大，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戴勇刚从未在她的面前提起过“孙玮晴”和“念栀”，她也实在想不明白，这封信到底有什么特别，能让戴勇刚小心翼翼地收了这么多年。她的心底浮起戴勇刚的样子，瘦长的脸，微秃的头顶，被劣质烟和浓茶熏泡成灰色的牙齿，还有对自己笑时的浑厚的踏实的憨，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和信中提起的“国外”，“英文”，“爸爸的小乔治”有半分关系的人。那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她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黎旭文问她：“要不要把这封信交给蒋警官？”戴嘉雨沉默良久，还是摇了摇头。警方已经把戴勇刚查了个底朝天，事实上，除了她，已经没有人再把戴勇刚叫戴勇刚了。他是邵磊，是杀人犯。已经确定的是他杀了一个，再加上床底下埋着的那个，很可能杀了两个。两个受害人，一个是妇女，一个是儿童，邵磊是罪大恶极。在网上讨论此事的群众们都义愤填膺，说他死在医院里真是太便宜他了，应该千刀万剐才解气。至于戴嘉雨，她也是受害者，很可能当年就是被戴勇刚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