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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第1页）

德国和别的大国的经验（这些大国在关于参谋总部建设的思想以及把军事跟国民社会结合起来等方面曾仿效德国），向人们提出了在20世纪中期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应具备的其它先决条件。

（1）必须设置工业的、开发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2）这些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来从事科研、开发及试验活动，以便科研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

（3）这些科研机构在相关的研究课题上必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各尽其力。

显然，系统地开发新的威力更大的战争手段所需要的费用已经变得十分可观了。美国的年度军事预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达到科研工作的最佳成本效能比，必须以最有效的方法使科研机构的工作能够很好地互相协调配合，并使科研机构的内部工作程序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不过有一个问题尚不清楚，即我们和平时期的兵器试验手段，比如复杂的实战模拟演习，计算机分析评价以及精心设计的野外测试等，是否确实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战场试验（即第三项先决条件）。人们有充分理由确信，就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不能达到目的。[注]

30．杀伤力、伤亡和战术

t&iddot;n&iddot;杜普伊[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战争时期的伤亡也一直在趋向于增加，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怖和残酷了。

不管战争变得如何恐怖，有一个问题却是清楚的，即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时受到了一些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以及战例研究分析家的注意。但是，在历史著作中，在军事理论方面，在制定作战方案以及战例分析研究时，却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必然会造成对近代战争的严重曲解，并往往会对未来战争作出同样严重的错误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测定杀伤力的数量值，那末也就无法对杀伤力与伤亡之间或者对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真正令人满意的比较。对于那些声称杀伤力属于一种无法度量的质量特性的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我们已经能够将杀伤力用直观的数量来加以表示了。不管我们会怎样地对此持有异议，但事实上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同意兵器的杀伤力是提高了。而&ldo;提高&rdo;这个词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表示一种事物比较的标准以及某种形式的尺度或程度。

因此我们应当转而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对于那些坚持说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也都避开杀伤力的数量化问题的人，我劝他们最好读一读或者反复读一读《战争论》、《格言录》这两本书和拿破仑书信集。很少有人象拿破仑那样具有敏锐的数学头脑，而克劳塞维茨则喜欢以有关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对事物加以比较。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两位军事思想家常常表示的这样一种见解，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和弱点是随意的和不可预言的。但是他们都根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毫不犹豫地得出了测定杀伤力尺度的确切结论。下面引用一段克劳塞维茨的话，便是上述观点最好的说明：

倘若我们……排除交战中因战争目的和战争环境所引起的各种可变因素，同时不计（或排除）交战部队（系一给定之数量）的作战能力，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交战这个单一的概念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乃是双方军队的数量。

故而军队的数量将决定交战双方的胜负。……在某一特定的交战中，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但却是至关紧要的因素，只要它大得足以抵销所有别的因素。

这……对希腊与波斯，英国与马哈拉塔邦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来说概无例外。[注]

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也较多地研究过那些影响战争结局的可变因素的数量表示问题。这类可变因素有助于深入观察我们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人们反复无常的行为里所能看到的典型情况。[注]借助这些数量就能够找到回答我们疑问的合理、满意而又非常合乎逻辑的答案。同样借助这些数量，则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在将来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或者合情合理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依赖数量就能使我们预言未来，或者象那些不可信赖的几何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数量关系的本身就能够作出预言。从拿破仑时代起，未来行为的不可知性始终没有减少过。同最初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情况一样，光靠人的本性，即使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也不能使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一一作出预言。我们可以估计事件发展的可能趋势，也可以根据统计数据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人们行为的大致轮廓，但是，分散孤立的事件和单个人的活动总是无法预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