邾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邾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
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ldo;权气&rdo;,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绊儿,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的大,而且足够的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小人不可得罪(2)
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
洋人遇见兵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时期,交战双方的革命党和清军,都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满清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ldo;两江总督&rdo;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好说歹说,千陪情万陪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同样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ldo;守护&rdo;,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ldo;保护&rdo;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只要地方军阀安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ldo;保护&rdo;过日本人,而且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