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偕同原报人马上晋见上级,当面提出口头报告,请示上级作出今后的进行步骤,才合乎
情理。不过有一点则必须说清楚,所谓的「有据」,指的是真凭实据,试想,像这种事情,
如欲取得真凭实据,那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以上说的是「作业」,只不过是一项假定,实际上根木没有产生这样的情况。
总括我们几个人谈论的结果,就我们所知道的,当时军统局所属的各单位,包括重庆地
区以及上海、香港各情报组织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乃至个人获致汪精卫有关通敌叛国的
任何消息;就连我们的最高负责人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相信他们也都毫不知情。除了
我们几个人在河内谈论的之外,后来笔者个人也曾问过其时局本部主管情报的老朋友们,他
们也说从未收到过此类的报告。再进一步说,绝没有见到此类情报后,因情节重大而不敢遽
下判断,乃致予以搁置的情事。
事实非常明显,如果事先知悉汪精卫有了勾结日本的活动,甚且通谋敌国已见诸行为的
话,那么其后所写下的一切史迹也就完全不同了。
接着再说汪精卫之脱离重庆。这不是我们在河内的几个人私下谈论所及的,为了便于读
者了解,也无妨后话先说:
据曾任职于中国航空局的王云孙兄(笔者在二十二、三年任「北平站」站长时,王云孙
兄是「北平站」的书记,已在台湾去世多年。云孙兄是否在「重庆航空检查所」另有兼职,
我不清楚,可是他和「航检所」的人却是相熟的,且有工作上的联系。)生前告诉我说过,
大意谓:
「对于像汪精卫这么地位高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行止是不会受到干预的,我们事
先既未奉到任何指示或有关事项的提示;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的举动,至于说到检讨,那只
是将经过情形加以整理作成纪录而已。
「记得是在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光景,先是陈璧君偕同曾仲鸣及另外不知姓名的两个
人,共四人一行,到达珊瑚坝飞机场,汪精卫并未同来,事后想想,这当然是有意的安排,
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先来后到平常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陈璧君在候机楼中,不时的朝外瞭望,一会儿低头和曾仲鸣交头接耳说几句,一会儿
又指手画脚的像似在调排什么,看样子显得好心急,猜上去当然是为了期待汪卫卫早一点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才由一名侍卫人员陪同赶到。原本预定起飞的时间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