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致命的打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减少损失。此前,校长马济川和中心县委书记霍维德在&ldo;筹备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rdo;会上,曾建议在校内集会,以合法方式行动,尽量保护住这块革命阵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我们这些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部分同志的认同。但遭到多数委员的否决,并给持与马相同观点的同志扣上&ldo;右倾&rdo;的帽子。不明真相的学生还在校长的门上放置粪便盆子,用粪水浇他,用这种自以为是的&ldo;左派&rdo;方式侮辱马济川校长。
三天后,大家被迫离开了学校,临行时难舍难分。外县同学在离开绥德县城时,书籍报刊、衣物、钱财被反动军警洗劫一空,一些人只得沿路乞讨回家。不少穷苦学生从此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1923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子洲,于1924年夏被推举为绥德四师的校长,他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办校。在其主持下,一方面革新校政,一方面利用学校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员着手建党建团,四师逐步为我党所掌握,成为陕北革命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青年人在这所学校能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能经受革命熔炉的洗礼,能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它是在反革命白色统治下的一块净土,敌人称之为&ldo;赤化的大本营&rdo;,可惜这块阵地过早的且轻易的丢失了。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
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窑堡,并重新负责起支部的工作。同时兼管东一区、北一区和安定县城党的工作。
当时,刘昌汉已被解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难以为继,工作也不易开展。我俩一商量,东拼西凑了四五元现金作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磨坊。我们白天汗流浃背,轮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晚上就从事党的工作。因时常还要接待过往同志,故不得不节衣缩食。
陕北特委的刘光贤、毕维周曾多次到瓦窑堡来,我们总是全力让他们吃好,并总以各种借口婉言推辞与他们共餐,以免他们发现我们的窘迫。临别时,我们总是为他们备足路费,并按时交纳党费。我们就这样坚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间,父母不忍见我日夜操劳,为我说了媳妇。她是女房东妹妹的女儿,叫侯瑞云,侯家洼人,和我同龄。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诚实,模样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时常来我家召开秘密会议,她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为我们放哨。虽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但她的到来,使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能更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党依靠群众,同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支部派孙绍山的亲戚朋友到齐家湾,向其父亲、兄弟交待党的政策,同时警告他们:如果孙绍山胆敢对党的组织下毒手,红军游击队绝不轻饶他,到时孙家恐难在此立足。孙的家人对他施加压力,其父对他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县的一个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里。孙绍山,井助农和营子硕等人,只得逃到横山绥(德)米(脂)一带。
还有个别人经不住物质诱惑。接替我负责支部工作的刘昌汉转移到苏区工作后,侯仰桓、史宗贤和营尔雄三人,私分了红二十六军杨琪等人捎回的安家银元及贵重物资。组织令其交出时,他们无法退还,又不改正错误,有的投降了敌人,有的脱党。
叛徒及败类威胁着组织的安全,支部被迫转移到郊区的冯家屯、西门坪、河东一带继续坚持工作。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在险恶的环境中,没有被敌人摧垮,也没有被叛徒吓倒。他们工作的更加艰苦,也愈发出色。为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不愧是瓦窑堡人民的优秀儿女。
●我任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
1932年,特委派我到安定县北二区任中共区委书记,需要以&ldo;薛家渠二十三小学教员&rdo;的公开身份出头露面。我把瓦窑堡支部工作交给了刘昌汉等人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参加县上的小学教师招考。不久,在考试中我榜上有名,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被委派到薛家渠二十三小学任教。
安定县北二区与安定、绥德、清涧、横山四县接壤,东至老君殿,南至官道峁、玉家湾,西至角峪岔、石湾,北至大理河川的三黄峁、周家岭。南北是山,东西是小河川。绝大部分好地和川地都被薛家渠和角峪岔的几户地主霸占了。百姓受重租、重税的盘剥,生活极为贫困。不少人背井离乡,要饭逃荒;不少人鬻儿鬻女,以求糊口。
早在1927年,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就使北二区的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后来在共产党员薛毓瑞、李景膺、贺秉章、薛振昌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北二区的党团组织发展健全,工作开展的比较深入。
薛毓瑞出生于一个拥有3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北二区的区长。他免去贫、雇农的租税,领导全区农民抗粮、抗租,惩办恶霸地主、打击土豪劣绅,深受当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被称为&ldo;救命恩人&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