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这个作战还正在进行之际,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之间有关未来作战问题的争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中。我们一再强调应给我们右翼以行动自由,并放弃对第聂伯河湾的恋栈之必要,从作战的观点来看,这早就已经是一个不适当的政策。在一封由总参谋长转呈的信中,我又告诉希特勒说,决定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态度者,不是克里米亚的存亡,而是德军在后述两国的东疆之前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南翼。
集团军群总部同时也强调整个德军南翼的前途,最后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在集团军群左翼后方罗夫诺周围适合时机的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缩短右翼的正面,从北面集团军群方面抽调兵力和从克里米亚撤回第17集团军。除非我们能够赶紧在罗夫诺周围集中这个集团军,否则敌人即将在我们的北侧面执行一个大迂回运动,迫使我们整个南翼向罗马尼亚退却。尽管总参谋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且也一再努力的说希特勒听信它们,可是后者却仍然固执其死守不动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获得其对于长期作战观念的任何指示,除了再坚守下去以外。
甚至于事实上,陆军总部也相信敌人尚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这是迟早都会动用的,所以更使这种领导方式显得不合理。希特勒既不将其对于作战前途的一般看法告诉这些集团军群总司令,那么任何人又如何可以在战场上作适当的指挥呢?敌人既然有预备兵力的存在,那么又怎样能够不作较远程的估计呢?我在下述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曾加强分析如下:
假使任何领导要想成功,其基础就是在所有各阶层上,一切政策都应有和谐的协调,这又有赖于上级应作明白的指示,并且对于从敌方获得的情况报告,应有一致的研判。集团军群不可以仅仅只从今天想到明天。它不可以只是奉命死守,而不考虑到敌人正在准备中的迂回运动。
所以我要要求陆军总部或者是采纳集团军群所早已呈报的情况研判,或者是明白的否决它,而把其自己对于前途的看法告诉下级。
假使最高统帅部对于集团军群在其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所作成的结论,故意装聋作哑,那么一个协调的政策也就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了。
当这一封信又不曾获得答复之后,我就又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私人的长信。我又再度说明集团军群的情况,敌人所具有的作战可能性,和我方部队的状况。我认为假使不依照集团军群的建议采取行动,则全盘情况将如何发展,那将是毫无疑问的。我又特别指出,应赶紧把兵力集中在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对抗敌人的迂回企图。这是至为迫切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说:&ldo;我的元首,让我这样的作结论吧,专就我们而言,问题不是逃避一个危险,而是要采取步骤克服我们不久即可能要被迫面临的危险。&rdo;
几天之后,这封信对于我与希特勒之间所发生的一次冲突中,也发生相当的关系。
1月27日,他召集在东线上的全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加上其他大批的高级军官,到大本营中来听训。他要亲自向我们说明在军队推行纳粹党化教育之需要。他认为军事情况愈困难,则&ldo;信心&rdo;愈是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又认为高级军官的选择也就应以此为标准。
甚至于在训话前的简单会餐中,我就可以从他的致词中感觉到他是并未忘记我在1月4日所作的批评。于是他在正式训话的时候,他甚至于当着那些劳苦功高的陆军将领们这样的说着:&ldo;假使有一天末日来到了,最后保护国旗的人应该真正是这些元帅和将军们。&rdo;
我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侮辱,而且希特勒的话也是故意侮辱所有的军人。因为大家都是惯于沉默的听训,所以没有人开口。但是我个人却感觉到这种侮辱实在是太强烈,所以血液遂向我的头上冲,因此当希特勒为了强调起见再度说出这句话时,我就冲口而出的喊着说:&ldo;他们将会如此的,我的元首!&rdo;
我这种表示自然与我对纳粹党的态度无关。我只是表示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包括希特勒在内。以后我的同僚们也告诉我,他们心中的怒火正是像我一样的高,所以当我开口说话时,他们都叹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
不过希特勒在以一国元首身份致词时,也许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被人打断话头的经验。他很明显吃了一惊,用冷冰冰的眼光朝我看去,喊着我说:&ldo;谢谢你,曼施坦因元帅!&rdo;于是他匆匆的结束了他的演讲。
当我正在与柴兹勒尔一同吃茶的时候,有一个电话来说希特勒要当着凯特尔的面前召见我。当我走入室内时,他向我说:&ldo;元帅,当我向将领们致词时,我不能容许你中途打断我的话头。假使你自己的下级如此,你也是一样的不能容忍。&rdo;
这是无从答辩的,所以我不作声。于是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说:&ldo;几天之前,你送了一份情况报告书。我想你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日记上来证明你的看法正确。&rdo;
这的确是已经太过分了。我回答说:&ldo;我写给你的信是私人性的,并不曾列入战争日记之中。你应该原谅我在这里要用一句英国人的讲法,我对于我的动机所能作的解释就是我是一个君子(ntlean)。&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