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塑造过去的历史,但古代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为我们所知。如果把罗马看成是西欧文明的祖先,我们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它与东方紧密相连并在许多方面受到东方的影响。古代社会确实是我们今日社会的原始模板:充满生机,竞争进取,成熟高效,精力旺盛。一个布满了城镇的区域带,形成了一条横跨亚洲的锁链。西方开始注视东方,东方开始注视西方。东西方共同增进了印度、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交流沟通‐‐古丝绸之路充满了生机。
从由共和转向帝制之日起,罗马的目光就一直锁定在亚洲,由此它拥有了自己的灵魂。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同样也是对罗马帝国来说‐‐他们找到了上帝,而这种新的信仰同样来自于东方。令人吃惊的是,信仰并非来自波斯或印度,而是来自一个不起眼的行省‐‐三个世纪之前,本丢?彼拉多(pontipilate)是那里的总督。
基督教义即将向四方广泛传播。
第二章
信仰之路
连接太平洋、中亚、印度和波斯湾的通道上不只是货物在流通,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关的。智慧和宗教的交流在这片地区一直非常活跃,如今则变得更为复杂、更富竞争性。地方宗教和信仰体系开始与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宇宙观相碰撞,形成了一个使各种思想得以相互借鉴、相互改善并最终焕然一新的大熔炉。
自亚历山大大帝将希腊的观念文化带到东方之后,东方的思想很快就有了新的方向。佛教的种子在亚洲迅速播撒,特别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在公元前3世纪创建印度帝国之后,对屠杀场面深感悔悟,开始努力推广佛教)。这一时期的碑文证明,在叙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祷。有一支宗教被称作&ldo;治愈者&rdo;(therapeutai),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发展了几个世纪,其特征和佛教别无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经文、强调通过祈祷获得精神觉醒以及摆脱自我以求得内心平静。
原始资料的模糊表述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追踪佛教的传播途径。然而幸运的是,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并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情况。地方统治者必须决定是否容忍其出现,是取缔禁止还是接纳支持。有个人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弥兰陀(nander)‐‐亚历山大大帝手下大臣的后代。据《那先比丘经》(ildapañhā)记载,国王在一个得道高僧‐‐他的睿智、热情和谦恭与当时世界的肤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劝说下,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并坚信自己能够通过佛教的教义悟道。
丝绸之路上的智慧空间和神学空间十分拥挤,神祇和宗教派别、神职人员和地方首领在这里相互竞争。这不是一般的较量。这是一个人们特别能接受从世俗观念到超自然观念的时代,并且是一个宗教信仰承诺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时代。不同信仰之间的竞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些宗教‐‐无论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还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还是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将问世的伊斯兰教‐‐或在战场上取胜,或在谈判桌上取胜,争相向人们展示其文化的优越和神明的灵验。对错的原则简单而粗暴:一个得到神或众神眷顾的世界才能够发展壮大,而那些崇拜虚假偶像、相信空头承诺的国家则注定遭受重创。
统治者很愿意为在竞争中占优的宗教投资,比如兴建豪华的神殿。因为通过强化与这些拥有极高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的祭司的关系,统治者能更好地掌控政权内部的各种势力。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处在被动地位,一味听从某个独立宗教集团(有时可能还是世袭的)的教义;相反,统治者可以通过引进新的宗教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从印度北部延伸到中亚大部分地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国王崇尚佛教,但同时也左右着佛教的发展和演变。这对于一个非本土的统治政权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通过宗教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融合各种元素,使宗教观念能够被尽可能多的当地人了解、接受。于是,贵霜建立了神庙(devakula),或称&ldo;众神殿&rdo;,升华了一种该地区本就普遍流行的宗教观念,使之与佛教相融合。
巴克特里亚的弥兰陀王最先在他铸造的钱币上宣称,他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救世主‐‐他专门强调这一点并在钱币上用希腊语和印度语两种文字进行雕刻。贵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成立了一个号称是和神有直接联系的宗派,确立了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尊卑之分。旁遮普(punjab)塔克西拉遗址(taxila)的碑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用粗体字刻道:统治者&ldo;是伟大的国王,是众王之王,是天神之子&rdo;。这与《旧约》和《新约》中的说法如出一辙:王者是救世主以及通往来生的大门。
同样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发生过一次重大变革,即宗教开始影响信徒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意义上,佛陀的教义直截了当,即遵循&ldo;八正道&rdo;,脱离苦海,到达涅槃。到达极乐世界的过程中不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质世界的帮助。整个历程都是心灵的、超自然的、个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