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诸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动手,群小动口,说屈原居功自傲:&ldo;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rdo;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ldo;王怒而疏屈平。&rdo;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根据在司马迁:&ldo;屈平见疏乃作《离骚》……&rdo;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ldo;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其志也,可与日月争光也。&rdo;
&ldo;疾王听之不聪&rdo;,疾是痛心疾首。王听不聪,是说君王听言太广,不能能辨是非。
不过,臣僚无数的君王,能轻而易举地辨明是非么?
诗人屈原徘徊大江之北,仰天叹息,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屈原名平,&ldo;原&rdo;是他的字。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和字:&ldo;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rdo;‐‐正直而有原则,有丰富而高尚的品德,有不同凡响的才能。
名字对人有暗示和指引,古今皆然。
楚怀王在位的前半期,借他父亲楚威王的余威,尚能对抗虎狼之秦。形势急转直下,是在后来的几年间。楚怀王兼听不明,类似三国时代的袁绍。内忧外患之际,若非大智大勇者,怎么能有英明决断?
怀王听谗言,认为是高见。谗言之所以能够流行,说明它有着广泛的基础。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各利益集团跳得很厉害。楚怀王听谁的?好像人人都有道理。抗秦有理,联秦也有理……仔想这位楚怀王也是可怜。战国后期的楚国更需要铁腕人物,他恰好不是。
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形势再度紧张,秦国对楚国抛去的媚眼不予理睬,反而搞边境磨擦,探虚实,为大举进攻楚国作准备。
怀王又怀念屈原了,急召屈原回郢都,让他出使齐国。
刘向《新序节士》说:&ldo;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rdo;
齐国的强大,源自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和军事家孙膑。它占据着华北大平原,富庶不在楚国之下。秦、齐、楚三国,秦是穷山恶水,民风凶悍,斗志最强。它的地理位置也利于打仗,居高临下,如从汉水顺流而下,很快就可以打到郢都。相反,楚国攻秦国是不利的。楚国亲秦派势力大,除了贵族要自保,也有现实的考虑。联秦派有市场。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看不透秦国的野心。秦国攻伐赵、魏等小国,楚国还有人拍手称快,认为秦军帮了楚军的忙。秦国之外的六国,曾经有过联盟,楚国还是盟主。六国联军也曾攻秦,却因各打各的小算盘,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被秦军击败。
现在,楚国的战略是:不管那几个小国了,直接与齐国联合,两股力量是加法,六股力量,却可能是减法。而齐楚两国拧成了一股绳,其余诸侯国,自然会靠过来。即使不加盟,也会保持中立。
在今天看,所谓联齐抗秦,确实具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