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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第五个小动作：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点，朱棣就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据《明实录》载，他至少先后十余次下令从各地移民以充实北京。盖因&ldo;靖难&rdo;之乱首起于此，头三年燕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一带，人民或因惊惧或因避祸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为首都之念，就必须增加其人口，使这座城市有相应之规模，并为即将展开的浩大工程建设预备充足的劳力。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转业的军人，更有相当数量的罪犯。也许因为普通百姓的移民难度较大，而罪犯则可强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觉得被发往北京屯种是意外之喜，所以永乐年间以移民重建北京时就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关的记录：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丈量】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因犯罪而流徙的人】。{137}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138}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指边防军需】，省馈运之劳【人力物力取诸本地】，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139}

【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140}

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ldo;靖难之役&rdo;），连朱棣都说&ldo;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rdo;，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ldo;罪徙者&rdo;；然后制订&ldo;罪囚北京为民种田&rdo;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ldo;悉发&rdo;（全部发往）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ldo;照顾&rdo;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ldo;大都&rdo;、&ldo;北平&rdo;，而重建后叫&ldo;北京&rdo;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个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ldo;得保全&rdo;、&ldo;全活之&rdo;的感恩戴德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

伪君子朱棣伪君子朱棣（39）

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说：&ldo;及上【朱棣】登极，即广旧邸【从前的燕王府】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lso;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rso;&rdo;{141}他用这个办法让人们渐渐习惯北京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

第七个小动作：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这同样成为朱棣的一个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将未来的皇家陵寝定在北京，以展示终将迁都北上的决心。《太宗实录》载，徐皇后临终之时，留下这样一段最后遗言：

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142}

她说：&ldo;闻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视察，本来是想跟着去的，好离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随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rdo;这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徐皇后为了与朱棣寸步不离，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说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并非其人（朱棣后宫的情形详后）。考虑到他一贯喜欢在历史中造假的癖好，这段本就别扭的情节看上去很可能是编造的。那么，替徐皇后编造这样几句&ldo;临终遗言&rdo;意义何在？盖因皇家陵寝，总在国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朱棣可以通过确定陵址来为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这点心思，明代的观察家已看得很透，例如沈德符说：&ldo;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即徐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陵墓】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rdo;{143}他派风水先生廖均卿等直奔北京，得&ldo;吉壤&rdo;于&ldo;黄土山&rdo;，而改其名为&ldo;万寿山&rdo;{144}，此即现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永乐十一年正月，陵寝建成，是为&ldo;长陵&rdo;，二月十七日，葬徐皇后于此。

朱棣不断搞这样一些小动作，目的很明确：使迁都之事不可逆转。到了永乐十四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重提营建北京问题。论理，&ldo;营建北京&rdo;十年前就已做出了决定，朱棣为什么要再讨论？不外乎两点：一、统一思想；二、要国库正式拨款。第一点是关键。十年来，他搞了那么多小动作，做足铺垫，除了特别&ldo;不识时务&rdo;者，群臣岂有不知此事，说是要讨论，其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明里是讨论&ldo;营建北京&rdo;，背后的文章却是迁都。按照《明实录》的记载，这次的讨论，没有反对的声音，朝臣一致拥护皇帝的英明决策，并争先恐后论证（建都于）北京的种种好处，什么&ldo;河山巩固&rdo;，什么&ldo;水甘土厚&rdo;，什么&ldo;民风淳朴&rdo;，什么&ldo;物产丰富&rdo;，乃至夸之为&ldo;天府之国&rdo;，显系溢美之辞。还有一些人，尽管也顺从，也拣好听的说，比之前者却较为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