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rdo;。
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ldo;其部居门目,始终
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rdo;(《朱子大全》卷81)所谓&ldo;微意&rdo;,就是指袁枢的政治
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
&ldo;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rdo;(《通鉴纪
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
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ldo;祖逖北伐&rdo;、&ldo;宋明帝北伐&rdo;等,大书特书,而
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ldo;石勒寇河朔&rdo;,&ldo;赵魏乱
中原&rdo;。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
阅读时,赞叹地说:&ldo;治道尽在是矣。&rdo;(《宋史&iddot;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
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ldo;时&rdo;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ldo;人&rdo;为
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ldo;事&rdo;为中
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
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ldo;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
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lso;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rso;。&rdo;(《文
史通义&iddot;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
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
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
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
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