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在他不了解情况而又必须前进的情况下发生了会战,他就不得不仓卒地集中兵力应战,也就是说在肯定是不利的条件下应战。
如果说防御者也有发起一次进攻会战的有利时机,那么,这个时机首先就是上述情况出现的时刻。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了解地形和选择地形的有利条件,他的行动还可以先作好准备并在行动中保持主动等,那么我们就不会怀疑,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在战略上比他的敌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因此,我们认为,防御者集中兵力据守在选择得当的阵地上,可以沉着地等待敌人从自己侧旁通过。即使进攻者不攻击防御者的阵地,即使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不适合的,防御者仍然握有从侧面进行袭击以求决战的优越手段。
在历史上我们所以几乎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很少有勇气坚守这样的阵地,通常他们或者是把兵力分割开了,或者是仓卒地横向行军和斜向行军转移到进攻者的前面去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敢从防御者侧旁通过,而是停下来不再前进。
在这种场合,防御者被迫进行进攻会战。于是他就不得不放弃等待、坚固的阵地和良好的筑垒工事等有利条件,在一般情况下,使进攻者陷入在前进中遭到截击的不利处境并不能完全抵偿防御者自己失去的这些有利条件,因为进攻者正是为了避开防御者的这些有利条件才使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不过进攻者的这种处境毕竟会给防御者带来某些补偿,因此理论在这里不能象某些历史评论家在提出片断的理论时常做的那样,遇到两种对立的条件就认为两者完全抵销而没有任何剩余。
但是,不要认为我们是在这里玩弄逻辑,恰恰相反,我们越是从实际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就越会认为,这是一种概括、贯穿和支配整个防御行动的思想。
防御者只有在敌人从他侧旁通过时立即决定以全力袭击敌人,才有把握避开很容易陷入的两种绝境:分割兵力和仓卒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在这两种绝境中,防御者将被进攻者所左右,将不得不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和最危险的仓卒行动。采取这些防御方法时,只要碰到一个力求胜利和决战的坚决果敢的敌人,防御就会被粉碎。但是,如果防御者为了进行共同战斗而在适当的地点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一起并决定在紧要时刻用这支军队从侧面去攻击敌人,那么,他就做对了,他就可以得到处于防御地位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利条件。这时,准备良好、沉着、稳妥、一致和简单就成了他行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提同这些观念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错误地引用这个例子。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提林格等待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时,配置在法军可能用于进军的两条大道(一条经过埃尔富特、来比锡至柏林,一条经过霍夫、来比锡至柏林)之间。普军原来的意图是直接穿过提林格山,开到弗兰肯地区,但在放弃这一意图之后,由于不了解法军从哪条道路进军,只好选择了这个中间位置。这样的配置必然会导致仓卒向侧方推进的行动。
普军实际上就是这样配置的,他们认为法军将经过埃尔富特,因为通向埃尔富特的道路是完全可以通行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法军会在通向霍夫的道路上前进,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条道路距离当时普军所在的位置有两三天的行程;另一方面是因为中间隔有很深的扎勒河河谷。当时,不伦瑞克公爵丝毫没有这样考虑,也没有为此进行任何准备,但是,霍亨洛黑侯爵或者说马森巴赫上校(他曾力图使公爵接受这种想法)却始终是这样考虑的。至于把扎勒河左岸的配置转变为对前进中的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会战,也就是转变为上面说过的侧面袭击,那就更谈不上了。
因为,如果说扎勒河是一个还可以在最后时刻拦阻敌人的障碍,那么一旦敌人占领了扎勒河的对岸(至少是一部分),扎勒河对普军转入进攻来说必然也是一个大得多的障碍。
因此,不伦瑞克公爵决定(如果可以把首脑众多的大本营处于真正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种决定称为个人的决定的话)在河这边等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不管人们对这种等待作出怎样的评价,结果都会使普军面临下列三种情况:(1)如果敌人渡过扎勒河向普军挑战,普军可以对敌人发起进攻;(2)如果敌人不进攻普军阵地而继续前进,普军可以威胁敌人的交通线;(3)普军在认为可能和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迅速的侧敌行军先敌赶到来比锡。
在第一种情况下,普军依靠巨大的扎勒河河谷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占很大优势。
在第二种情况下,普军也在战略上占有巨大优势,因为敌人的基地只是普军和中立的波希米亚之间的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区,而普军的基地却极为广阔。甚至在第三种情况下,普军由于有扎勒河的掩护,也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混乱不安和弄不清情况的大本营确实考虑过这三种情况,即使在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有过这种正确的想法,在这个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旋涡里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也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