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顾方舟作为我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老师是苏联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
1955年,历经4年的学习,顾方舟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选择回国。
换句话说,脊髓灰质炎爆发的那一年,正是顾方舟刚刚回国的那一年。
他一回国,就接手了这烫手山芋,且必须要快,当时每年有一两千万新生儿,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的孩子。
他们要快点确定研究方向,快点做出选择。
在当时,国际上存在“死”“活”疫苗两种技术路线。
死疫苗是比较成熟的路线,也是丑国掌握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方法。
但要打三针,每针几十块钱,过一段时间还要补打第四针。要让中国新生儿都能安全注射疫苗,还需要培养专业的队伍。
最重要的是,以当时的国力并非易事。
而活疫苗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苏联掌握这项技术,但因为刚刚发明,药效如何、不良反应有多大,都是未知数。
究竟选择哪一条技术路线,没有人能解答。
1958年,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1959年初,顾方舟及另外三名同事只能再次出国,去苏联学习活疫苗技术。
归来后,顾方舟顶住压力,建议当时的卫生部摒弃风险低但是成本高的“灭活疫苗”的模式,采用风险稍高但是成本低的“减毒活疫苗”模式。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也许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呢?
但顾方舟认为,但时间不等人,只有走活疫苗路线,才能消灭我国的脊髓灰质炎。
这并不是不过脑子的选择,而是顾方舟深思熟虑下做出的决定。
也许不会有人想到,他们当时研究疫苗的时候,到底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进行的。
顾方舟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
他亲自带人挖洞、建房,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昆明西山,顾建立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他们在山洞中,在只有苏联的老师赠送给他的,苏联美国研制的疫苗原液的情况下,把疫苗包括生产线都建立起来。
没有数据支持,没有专家指导,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摸索。
疫苗研制成功后,就是要临床试验,先从动物身上,到大人的、小孩的,都要试,才能确保疫苗是否安全。]
“不会吧,不能吧,总不可能吧。”虞美人话落后,众人反应了好一阵,才有人喃喃道。
他们觉得自己的猜测太荒谬,也太离谱了,再怎么样也没有人会在自己的身上试药吧。
是,在这期天幕中,好像确实有神医会这么做,但他们不是快没命了,就是可能会没命了。
这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也没什么。
最多是胆子大了点,惊世骇俗了点,震撼世人了点,让他们三观重组了点。
但顾方舟可是健康的啊,身体可没有一点问题,也没有患病的风险,总不能真的要……
他们觉得,这一次,他们的小心脏真的是活蹦乱跳,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每跳动一下,都是对自己怀疑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