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默有点害怕,连忙请了陈布雷的亲妹子来,说:&ldo;你哥哥这次不知怎么的,火气大极了。我讲几句,他大喊大叫。你的话,他还比较肯听。&rdo;
可是胞妹这次也不中用。她说:
&ldo;二哥,你坐下来,喝口茶,心静下来,或者去西湖边散散心。&rdo;妹妹的口气很温和。
&ldo;出去!你们统统出去!&rdo;陈布雷简直变了一个样,暴躁、粗鲁。
&ldo;二哥,千万息怒,这样动肝火,要伤身体的。&rdo;
&ldo;唉!你们懂什么,&rdo;陈布雷拿起笔,他愤愤地说:&ldo;叫我这样写,怎能不动肝火!&rdo;他把笔猛地在墨盒中一戳,又把一枝毛笔头折断了。
但是,最后陈布雷还是把《西安半月记》交了出去。
不过,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却写了这样一段话:
&ldo;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rdo;
&ldo;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rdo;
《西安半月记》后附宋美龄著《西安事变回忆录》,也经过陈布雷的润色,由正中书局出版,畅销30余版,不管怎样,总是中国历史重要资料。中外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其引言云: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却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炎黄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督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已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助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有其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处患之智不遇;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堕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辨。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却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亦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与方之罪而已&rdo;。&ldo;西安半月记&rdo;始于十二月十一日,终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日云:&lso;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常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自分殉之身,乃得重返国都,询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对同胞之垂爱,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结。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
绞尽脑汁编写《西安半月记》(3)
蒋介石这段话,还是把中共定为&ldo;匪&rdo;,还是痛惜&ldo;八年剿匪之功&rdo;,&ldo;堕于一旦&rdo;,而对中共、张、杨要求抗日之大义一字不提,但是实际上再要&ldo;剿匪&rdo;已剿不下去了,全民族抗战决心已经造成,此一民族激情已不可阻挡,你不抗日也逼着你抗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陈布雷编《西安半月记》之谜(1)
拙作《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有一小节提到他奉命住在杭州新新旅馆编蒋介石命他写的自叙《西安半月记》,思想上很矛盾,戳坏了几枝笔头。这一事实陈布雷日记中并未明载,只说是&ldo;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rdo;说白了,就是陈布雷自到侍从室后,确实把自己整个身心依附在蒋介石身上,凡蒋介石想要向国内外表达的意思,几乎都要用陈布雷的一枝笔表达出来。不料,宁波有一个人,从陈布雷亲属中借来日记后就著文在报上不指名的指我,&ldo;美化
&rdo;陈布雷,其理由是,陈布雷在日记中并未有反对蒋介石的话。从陈布雷来说,自从他跟上蒋介石以后,其政治立场当然与蒋一体,这有大量描述,我是客观公正的,并未有任何美化之话,陈布雷一生一直到自杀,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直视为是自己的主公,没有一句公开反对的话。这位先生意谓我这几十字描写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界比较自由和开放,不会无限上纲,扣上我什么帽子。其实,我这几十字描写还是有依据的,这就是陈布雷的妻子王允默和五妹陈静娟,当时都在杭州,看到陈布雷心情烦躁,都劝说过他,而最早把这一细节用文字公诸于众的是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也就是五妹陈静娟和翁祖望的长子。我认真查看了陈布雷的1935年至1936年的日记之后,陈布雷虽没有明说,却屡屡记下了心中的矛盾和痛苦。首先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陈布雷从内心讲确实是不愿从政的,只是因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陈布雷是在报纸中写文章出名的,当时的思想是颇为自由的,人格也是独立的,进入侍从室后,蒋介石和宋美龄确实也待他不薄,因此他始终处于心理的矛盾状态中,日记中也略有反映,不过比较隐晦,有时倒也直露心胸。如1935年8月7日日记中就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