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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1页）

再者，阎崇年先生借助大众传媒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观”，特别是通过百家讲坛取得一夜爆红的巨大成功，必将在学术界形成一种错误预期，认为学者只有冲破学术良知和道德底线，才能越猛越红，越出位越红。明星的诱惑难免会使更多学者以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为成功典范，把类似“民族矛盾史观”的学说，一个个制造出来，在个人爆红的同时，也将中国历史和文化经典亵渎得一塌糊涂。

第三，最令人忧虑的是，放眼当今世界，敌对中国的分裂势力，无一不在“民族”二字上做文章、找话题。阎崇年先生以清史著名学者的身份，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个国家传媒强势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观，就不仅是学者个人观点，而是以主流媒体的形式传播给亿万观众，其覆盖面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强势传媒覆盖下，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会不会成为某些民族分裂势力的理论依据，令鼓吹分裂者如获至宝、引以为据呢？阎先生年过七旬，学术经验何其丰富，人生阅历何其老到，难道对此丝毫没有警惕和深思吗？

一切话语都有历史语境。关于民族历史问题，当今各国都极为谨慎。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民族的统一。在电视传媒时代，知识分子并不只是文化强势话语的独霸者，而更应是服务于大众、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稳定的文明天使，是能够对人类文明、民族文化和社会和平进步，有所贡献与担当的人。阎崇年先生遭掌掴事件的背后，透视出的已不是学术自由问题，而是“民族矛盾史观”引发的民族问题争端及其可能造成的后续效果。

二．“明星学术”是否混淆历史是非，忠奸之辨？

阎崇年先生遭网友激烈批评的论点，不仅包含民族矛盾史观，而且隐含历史翻案话题。他提出：

“有人问：吴三桂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又有人问：吴三桂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肯定吴三桂的历史贡献，主要是为明末清初中国重新统一做出了贡献。另一种意见是，吴三桂官于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后到老年又反清叛乱，是一个丧失大节的人。——《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212页

那么，吴三桂究竟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功臣？还是出卖民族大义的汉奸？在百家讲坛上，阎崇年先生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这实际是掀起了对吴三桂的再思考。

其实，不仅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早已对吴三桂等汉奸作出价值定位；即便是吴三桂卖身投靠的清王朝，对其卖国行径也极为不齿。就在阎先生反复推崇的“康乾盛世”，这桩历史是非早已定案。康熙皇帝称赞与清廷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乃明之忠臣，非朕之叛逆”。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则做得更为彻底。他不仅为袁崇焕平反，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诏国史馆修《胜朝殉节诸臣录》，将抗清的明朝忠臣史可法等人赞诩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忠于所事”，均可称为“一代完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同时下诏修编《明季贰臣传》，收入降臣洪承畴等“望风归附”、“解甲乞降者”，将其丑态据实直书。至于吴三桂之流既降复叛，在乾隆看来更不比于人类，连进《贰臣传》的资格都没有。乾隆明确指出：“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要“为万世臣子植纲常！”为使后人永远不能给奸佞翻案，乾隆又强调“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这段话说得清楚明了，且痛快淋漓。康、乾作为封建帝王，都已明确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必须明忠奸之辨，使天下百姓能够“明荣耻、知是非”，“为万世立纲常。”

可见，阎先生通过“百家讲坛”试图重新思考吴三桂，不仅翻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定案；而且翻了“康乾盛世”已由“皇上亲裁”的“铁案”。恐怕乾隆老爷子地下有知，也要伸出一双巴掌了。

如此出位的历史翻案，难怪观众先是惊骇不已、大跌眼镜，继而更透过“掌掴事件”直斥其非。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强化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民族文化彰显国家软实力的时候，民族历史的是非价值，已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更触及到全民族的道德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公众对掌掴者黄海清表示同情，对阎崇年混淆历史是非表达愤怒，甚至直言“该打！”，绝不是崇尚暴力，而是捍卫中国文明底线的坚韧之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反对阎崇年先生历史观的网友，很多是比掌掴者更年轻的“80后”、“90后”。他们不惧权威、不追星追腕，敢于引经据典与史学泰斗阎崇年先生进行学理辩驳，勇气首先可嘉；而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热情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自觉，更令我在替掌掴事件遗憾之余，感到喜慰。作为比他们大几岁的70后，面对这些生气勃勃、正直乐观、锐意进取的弟弟妹妹们，我在北京深秋这个寒冷的早晨，感到一种充满热力的兴奋和喜悦。一位哲人说过：“青年是时代的性格”。全民族青年群体的历史价值观，正是民族发展原动力的标志。如果中国的青年一代都能像他们那样，“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那么，中华民族何愁不能振兴？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难道不是指日可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