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天&ot;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ot;,&ot;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ot;等等谚语,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伺机心理也可称作&ot;苦熬心理&ot;和&ot;翻身心理&ot;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突涌出强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详和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偶尔,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更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谈资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未能一呼百应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热的假相装点起来的标帜,两面标帜又互为表里:从政治角度看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都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ot;百无一用是书生&ot;,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最为悲凉的词句:&ot;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ot;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ot;书中自有颜如玉&ot;,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矫情又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有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
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