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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第1页)

我们谈起在革命洪流中,许多男女青年不顾牺牲,投奔前线参加革命。话间田云樵亦谈到,有关任百尊进入苏北根据地和入党情况时说:“任百尊,上海敌伪时期是交通银行行长的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去过重庆,回沪后在政治上访惶苦闷。经国瑛多次启发,他进入苏北根据地——苏北阜宁县益林镇,苏北党委城市工作部找关系。是我首先接待他,我当时是城工部科长,任说是董竹君介绍他去的,我又同他谈了一阵,转到城工部部长薛尚实同志接待。同时任要求入党,薛部长见是董竹君介绍来的,即在城市工作部领导小组会议上讨论,决定任作为特别党员再观其今后表现。”

田云樵走后,我在小室内独自喝茶,颇有感想。为何我们首次见面就能如此亲切、无所不谈,原因是:我们有共同的世界观。更体会到,世界观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人们思想境界的依据。田云樵和我联系后不久,他回苏北。

张执一同志说:在1945年夏,他秘密来上海时,华中局指示他和我接触,领导我为党工作,是周总理的指示(载《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四期)。此后,张执一同志曾一度离沪。不久,因形势转变,张执一于日本投降的次日,又来上海,把上海各系统统一起来。于1946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成立了上海局,张执一同志是策反委员会书记。一刘长胜是党委副书记。有关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五期上也讲过的。这时,我的关系就在上海局,归张执一同志领导了。这时候,我开设的锦江两店,成为地下党的秘密正式联络点了。与此同时,田云樵同志亦由于形势的变化,苏北地区改组为华中局分局的原因,与新四军城工部的决定,要他仍回上海做长期地下工作,并再与我联系。他的关系也就转到上海局了,归张执一领导(我记不清了,田云樵告诉我的)。从此,凡我做的工作,除与吴克坚同志联系一些工作外,皆属张执一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因张执一是第一线的人,不便彼此多见面,有事张执一皆嘱田云樵和我联系,我则照办。

四、租房掩护工作与革命同志

“永业”开始营业不久,为掩护工作和革命同志起见,觉得凡尔登花园房子既不方便也不够居住。在1945年夏末,另在迈尔西爱路(现名茂名南路)一六三弄六号三层楼房。我租下一、二层和楼底后面小间、厨房、汽车间。

任百尊为地下工作起见,不便住家,搬来这里。田云樵同志第二次由苏北来上海时,为避免警察注意,带家属亦住进这房有一个时期。美文印刷厂印书车间负责人黄鸿泉,因当时环境与他的穿着和家里来往的人不协调,为了他的安全,只好让他受些委屈住在汽车间,我出入从不和他打招呼,邻居只知他是我朋友的亲戚。另外在上海招商局工作的爱国人士蹇人鹏(后改名晓东)也住进来,我约请了几位有职业的中青年常来一起打扑克牌玩耍,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任百尊自从我由菲律宾回国开始共同工作起,我一直在政治上掩护他、营救他,经济上帮助他,直到解放。三楼是“上海小姐”王韵梅住家。王韵梅是何许人也?

在当时上海竞选“上海小姐”时候,四川军长范绍曾加码到抛出七千银元才得胜,而使王韵梅最后得到“上海小姐”的所谓荣誉称号,实质上是侮辱妇女的一种把戏。

这种妇女不自爱,自己也不发奋图强,甘心堕落。

因此,范经常上王家,在老虎口里有人有些害怕。殊不知,虎口倒反而成为最佳的避风港。

我居住迈尔西爱路期间,曾受吴克坚同志(中共党员)指示,把我家作为碰头会的地点。吴克坚领导杨虎、郭春涛(民革中央委员),王寄一(农工党中央委员)常来我这里二楼开碰头会议。秦德君同志因送材料给他们,故每次开会她亦在场。

他们商议的内容是有关策反敌人的海、陆、空军的工作。

五、邓大姐的关怀、鼓励

1945年秋,国共两党正在和谈,中共中央代表团办事处,设在上海马思南路(现在的周总理纪念馆)。当时,尊敬的邓颖超大姐曾来我家(上海亚尔培路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看我。并指示我很多,让我利用我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做好地下工作,包括妇女工作、统战工作,给我莫大的鼓舞。上海弄堂房子的出入一般都走后门,大姐衣履朴素,态度镇静。这天下午她走出后门,低头沿墙漫步!我站在后门口限送大姐,心情高兴、害怕、难过——怕的是:有人盯梢;难过的是:这样受人尊敬的人物,生活如此艰苦。为国家独立,妇女解放,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废寝忘食,不顾安危地奔走工作,她的神经像绷紧的弓弦,精神上分秒不得松弛!

这时期,王炳南同志也常来探望,给我和国瑛女鼓舞满多。

写到此,回想在1958年间正是我更年时期、多病。在这年深秋我从上海去广州从化疗养,见疗养同志颇多,陈同生、余心清同志也在,他们都住在疗养院(陈同生同志因事不久回沪了)。

我住在一个小丘上的一座小洋房,这屋矮小精致,四周树木很是幽静,唯窗户低有不安全之感,据说这是特别疗养处。我的三餐都由疗养院派人送,继后因过分安静和夜间怕有人从窗口爬进,遂迁进疗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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