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我不便透露,因为他旅居海外有年,很难得回国一次,故无法事先征求他的同
意,事情虽然早成过眼云烟,但毕竟不太寻常。不过,在他的心目中,或许认为这只是小事
一端,说不定现在早已忘怀了;可是在我的回忆中,却始终珍惜这份可贵的友情,且把它当
作是一件大事。
照说,我和这位朋友的交情并不算深,我们只是在一起受训一个月的时间中,朝夕相处,
彼此谈得投机罢了。像这样的关系,通常都是一旦受训结业,各回工作岗位,以后会不会再
见面那就看机缘而定了。不过,当时我和这位朋友是约好第二次就在外面碰头的,不料想连
一个在电话上辞行的机会都不可得,仓卒之间,我就奉命出发了,眞乃一大憾事也。
自从二十八年八月初,爽约未能赴会后,迄今半年,我和这位朋友就没有再接触过;不
但没有通过信,连他人在何处也不晓得。至于他怎么会知道我在上海负一部敌后工作的责任,
又怎么能肯定胡永荃兄一定会把那批东西交给我,这都是相当费解的事。再说永荃兄,他是
有名的「路路通」,我当然清楚,不过,他在香港是怎样和这位朋友搭上关系的,又居然能
够获得这位朋友的信任,也只好但凭永荃兄片面之言了,我到那里求证去?其实,也用不着
求证,一百多支现成的东西随时可以拿到手,这倒是千眞万确的事。
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这批东西的来历,因为交情不够,或者没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绝
不会白白的送上门来。需要认眞虑的,还是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我仍在左思右想、犹豫不决中,永荃兄忽然又想起有一句话忘了告诉我,永荃兄说:「你
的朋友把那张提货的凭证给我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了一句话,叮嘱我一定要把这句话带到,
你的朋友说,这是送给你的,可不是送你们老板的!」我听了为之一怔,这样一来,我更要
多想想了。
记得上次胡永荃从香港回来,他原是出于一片好心,想为我解决经费上的困难问题,所
以在香港曾获得某一热心人士的慨助,划拨了五十万元备用。当时,我的确有意接受,预备
用以开展工作。因而向戴先生提出报告,以免将来落人口实。我还以为这么做很有分寸呢,
其实,仍然是未脱稚气,有欠老到。竟尔犯了大忌。
这一次胡永荃兄从香港回来,又给我带来了「好意」,我当然愿意接纳,而实际上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