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主管人事部门对他们太陌生了。不错,齐、张二人除任职于「华北忠义救国军」一个短
时期外,迄未正式参加本局内外勤各站组工作,而忠救军虽与本局有关,但毕竟它的组织另
有体系,所以在本局的人事卡上,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至于调他们回后方去,可能是个项
目,因而查不出有关他们二人的人事资料,无法在我的电报上签注意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只怪我不够老到,如在电文中再说得详细一点,就不会有这些枝节了。
这时候,我也想过,万一不准,我非力争不可!
复电去后,又过了好几天,戴先生的批示来了,内容是:「均准予所请」。其中包括:一、
王一新同志另调工作;二、准以齐庆斌继任该区书记;三、张作兴同志由该区自行分配工作。
我对于王一新兄的另调工作,虽有些怅然,但并无歉意,实际上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此
一措置,无可否认的是我存有私心,不过,究全是为了便利于工作的推展;绝不是想造反。
其实,选择一个得力助手,乃小事一端,算不了什么不提也罢。一新兄去后,他又做了些什
么,多年未有所闻,据知,胜利之后,曾一度跟随戴先生到过上海,大陆撤退,他并没有回
来台湾,此后,就不知所终了。
齐、张与我在上海患难相共者,前后六年多,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分手,其间有很多故事
可记。提起我们三个人的历史渊源,实在太深远了,眞是说来话长。在第一部「北国锄奸」
第六章中,曾简单的写过一些,自今而后,我可以毫无避讳的说,等于是我们三个人共同主
持「上海区」的工作,所以再补写几段我们的过去。
张作兴,早年原是京汉铁路长辛店厂火车头上的加煤工人,凭个人进修,靠一点人事关
系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入伍。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的同时,笔者
以低于规定年龄两岁,由北平清明中学保送,赴广东编入军校第四期第一团第十连为入伍生。
入伍期间,我们虽在同一个操场上跑步、同一排草棚底下睡眠、同一个祠堂里驻防、同一垜
城墙上放哨,可是彼此并不相识。驻扎在惠阳县的几个月中,晚间,没有勤务,管理上也松
懈了些,因为有些个都是北方人的关系,于是三个一羣、五个一伙的就聚在一起胡扯,扯来
扯去,还不是那两件事。聊得兴起,偶而也弄个狗来解馋,水壶做酒壶,凑几个钱打点酒来
喝喝。这一伙人里有他也有我,我们这才有了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