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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第1页）

一向投机取巧惯了，对我长期抗战的国策，自始就缺乏信心。到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广州、

武汉相继沦陷之后，他们就更加悲观了。认定抗战已经没有前途，与其等到战败，真到了亡

国灭种之日，倒不如趁早谋和─甚至投降也好，总可保留几分元气再图复兴比较来得明智。

何况国军在各战场上节节失利，失土亦日多，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眼看日军就要席卷整个中

国；当此时际，汪能独排众议，出来倡和，相信登高一呼，附者必众。若果谋和有成，则汪

立可摇身一变成为民族英雄，国家的救星，足堪与普法战争中的「甘必大」、帝俄战共产革

命后的「列宁」后先媲美，又何乐而不为呢？未来的成败虽不可知，也无妨赌上一赌。

以上就是陈璧君当时的心态，有根有据，且为圈内人所熟知，决没有冤枉她。可惜这些

「妇人之见」，片面的想望，实在天真得可笑；而汪的见解竟与陈同此一辙，他的「三不明」

于此又得明证。

（二）留芳与遗臭兼而有之的一代妄人

当我们看了汪先生也曾有过光辉一页的时候，绝料想不到后来会做出那么胡涂的事，天

下最不可思议的莫过于了。

清宣统二年，即中华民国建国前二年的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失

事被捕事件，这在民国开国史上显然也占有光荣的一页。虽这一行动是失败的，但在激励革

风潮，唤起民心方面，仍具有积极的启发与鼓舞的作用。

这一年汪是二十七岁，他和陈璧君、黄复生（原名树中，因被捕不死而更名）、罗世勋

等，因受吴樾谋刺五大臣的影响，认为要促进革命的实现，便非流血牺牲不可。因而由香港

相偕北上，决意谋炸摄政王。临行之前，汪曾留书中山先生作别，内有「欲维持团体，要在

努力于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等语；并又作书告别南洋诸同

志，略谓：「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故预作此书，……弟将

为此事，生平师友知而责之，以为死之易不若生之难。顾以革命之事，当就其性之所近者择

一而致力焉。……死者已矣，生者因将来革命之风潮日高，而其所负之责任亦日重，其劳瘁

苦况必有十倍于今日者。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

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信末所说的「菜市街」又名「菜市口」，在北平宣武门外，是当日清廷处决犯人的刑场

所在地，可见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去的。据说当时中山先生曾力加劝阻，他的好友胡汉民

先生更痛哭流涕劝他不要干这无益的事，他都不肯听。

果然，就在宣统二年庚戌二月二十一日，汪、黄等人在北京地安门外十剎海旁的银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