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信心,旣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其实汪先生不问他提议手续之是否合
理,只怪中央的处分不当,是难得同志同情的,且和议主张,除陈公博、周佛海等几个人,
在他离开重庆之前,简直无人知道,又如何可以强人信服呢?」
以上「用五」先生所记,笔者认为可信,如用处理情报的方法加以研判,一样的确实可
靠。从另一角度看,也比官方纪录客观。
基于上列各项事实──我们在河内所获悉的和重庆各方面所透露的──就不难看出,此
际(二十八年元月中至二月底)的情势是:中央方面很希望汪某能于早日离开河内转赴欧洲,
并打销他的谈和之议,先「安分」一段时期再说,以免多生事非,而影响了抗战前途。在汪
精卫这方面,他内心虽有意接受劝告离此他往,但在口头上却依然咬得很紧而坚持他的和议
主张,但在实际行为上,是处于踟蹰与彷徨之中,颇有说不出、道不明之苦。这又为什么?
最大的因素有二:一是来自日本,一是床头絮语。
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日本近卫内阁垮台,继任的首相是平沼骐一郎,此人乃所谓国粹派
首领,与汪派主和的一些人物,均无渊源,一时之间,汪某顿失凭借。而往返于日本、香港、
河内之间的日本「议和」者如影佐祯昭等,也由于来自国内的音信杳然,也不得不回国请示。
于是吊在河内的汪精卫,则大有被遗弃之感。有的说,日本新内阁正忙于调整它的内外政策;
也有的说,这是日本人对付汪某的一种手法,故意的不去理会他,这无妨比喻为买卖交易中
的「杀价」,或者形容为「欲擒故纵」。
写完了这一段,笔者个人又有感触,考虑了一下,还是说出来比较好,如果我不说,相
信就没有人可以说了;一来是局外人将无从说起,再其次也的确无可置评。
说起来眞有几分惭愧,在本书第二节汪精卫如何脱离重庆出走的那一段中,也曾明白交
代,汪的出走,绝不是政府当局有所纵容,确实是因为未加防范所致,其所以不予防范,是
因为他在党国的资格太老了,身份地位太显赫了,谁也料不到,他竟在暗中早已与敌方有了
勾搭。在上文中,笔者说过,这是情报活动的一大败着,也是一个「盲点」,不仅仅军统局
一个单位如此,相信所有负有情报搜集责任的其它单位,也都一样,此中包括专事国际情报
由王芄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内。